第四章中国的天然边界

    何谓“国家”？何谓“中国”？

    作战之前先要治军。一国的国际政治的起点在本国。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谋攻。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自己的国家，先取得50%的胜率。很多时候，了解自己比了解他人更难，也容易出现偏差。而权力和政治理想为了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制造了很多神话和谎言。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那么，了解自己应该先从“名”开始。“名”经常会掩盖“实”揭示了“名”的真实含义“实”可能就会自动显示出来。“中国”之名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中国”最初的含义是什么？“中国”这个词是如何演化的？“国家”与“中国”有怎么样的关系？

    起初“中国”之“国”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北国”、“南国”之“国”是一个意思。日本有一个地区叫“中国”与作为国家的“中国”无关，只表明这个地区在日本本州岛上的位置。在宗教中有“佛国”、“天国”之说，其中的“国”当然也不是指“国家”“国”相当于“西天乐土”中的“土”字，表示一片土地。把“中国”翻译为middlekingdom（中央王国）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不涉及政体。在汉语中“国家”的现代含义出现很晚，并且笼统而模糊，包含了英语中country、nation、state三个词的内容，即土地、人民、政体三个方面。在翻译成汉语时，这三个词一般都被译为“国家”其实它们的内涵大不相同。“国家”的意思不明，不知指土地、政体、人民中的哪一个，或者哪两个，或者全部，可能在对话中造成纠纷。比如，大陆与台湾是同一个人民、同一片土地，却分属不同的政体。但是，这个政体又不同于“一国两制”中的政治制度，它与人民和领土不可分割。现在，一个常见的错误是把人民和土地放在政治权力之下，最好的情况也是以为政治权力可以涵盖人民和土地。这种观念是以部分囊括全体，混淆了三种含义之间的差别。所以，汉语的“国家”概念还有待进化，而进化须跟随在政治文明的进化之后。

    在欧洲历史上，城邦（city-state）、民族国家（nation-state）占了国家形态的最大比重，欧洲本土上的帝国则比较少见，如神圣罗马帝国。其余帝国是在海外殖民扩张之后形成的，土地大多不在欧洲。中国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在共同文明之中形成的国家，可以说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传统上，这样的国家不注重民族的区别，而更倾向寻求同一文明（中华文明）之中的统一。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理单元。中国人注重的是内部的兼并和统一，不是对外扩张。对于中国，内部兼并有很大余地，而对外扩张则很难。中国出现危机时是“内爆”冲击波很少超出国界。但因为能量不能外泄，对内部的杀伤力非常大。欧洲人则走出了他们的世界，开始了地理大发现时代。

    总之，中国不是“中央王国”也从来不是一个王国（kingdom）。虽然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是“王”他们其实高于国王。他们之下的诸侯才是真正的国王。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的意思还大致相当于“中土”或“中原”它是一个表示地理方位的词，同时带有强烈的文化中心的意味。厘清这一点对中国地缘政治学非常重要。

    a？国与家

    在早期汉字中“國”写作“或”“或”有三个组成部分：口（wéi，城）、一（疆界）、戈（武力保卫）。说文，许慎。“或”证明中国的国家早期形式是武装城邦，与大水无关。在国之上还有王朝，即天下。“域”字的本意也是邦国，比“或”多加了一个“土”后来，在“或”的外面套上一个“口”即又一层边界线，这就是一直用到1950年代的“國”字。“國”字的出现表明城邦的疆界已经扩大，由国向外扩展到野，为此需要建立更大的防御圈。

    “邦”与“国”的所指是一样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这句话又是人本主义的。“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大行人是周王的礼宾官。“世”父死子立曰世。以上的“邦”都是“国”的意思。因此，邦与国经常并称，曰邦国。孔子说：“危邦不居，乱邦不入。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里的“邦”就是国。能够选择是开放社会的好处，不然只能困守在户口所在地。在一国只有一大邑的时候，邑又可指国。同理“国”又指都城，一国之中最大的邑。礼记：“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礼记？杂记下。“蜡”（zhà），蜡祭，岁末的祭祀。农历十二月为腊月。“若狂”饮酒醉甚。孔子不同意子贡的观点。孔子对子贡说：“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这句话反映了圣人被掩饰的一面。“一国之人”是全城的人。北宋时，范仲淹说：“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岳阳楼记，范仲淹（989-1052）。文章做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去国”就是离开国都，当时是开封。

    现代汉语中“国家”是一个复合词，由“国”和“家”两个字组成。在古代“国”与“家”属于不同的政治等级：诸侯的封地谓国，大夫的采地谓家。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有国有家者”指代诸侯和大夫。天子、诸侯、大夫是从上到下的三个封建等级，与之对应的是天下、国、家三个从大到小的地域。国与家是不同的等级，但其并称出现得很早。公元前710年，晋国大夫师服说：

    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等衰（cui）”等级。

    “天子建国”即天子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诸侯。天子建的是诸侯之国，不是自己的国，诸侯立的是卿大夫之家，不是自己的家。以土地占有为依据，一般是天下、国、家三个等级。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在孟子看来，天下、国、家之间的界限分明，而三者的根本或本源都在个人（身）。如果要追寻中国的个人主义，孟子的这句话可以算作一个起点，比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得多。这三个等级和禹贡的五服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秩序。孟子说：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梁惠王上。“征”取也。

    其实，在孟子的时候，国与家早已混淆。春秋后期，一些大夫实际上控制着诸侯国，国成了他们的家。“三家分晋”的就是晋国的三个大夫，他们分别自立为诸侯，而且得到了周王的承认。三家变成了三国。从那以后，诸侯与大夫、国与家的界限逐渐模糊了。在秦统一之后，国与家都消失了，只有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因此，直到近100多年“国家”才又成为常用词。在此期间，常用的是“中国”天下的地理、政治和文化中心。

    b？“中国”的由来

    至少在周初就已经有了“中国”的概念。1965年，在宝鸡贾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或”即“國”还没有加上外层防御圈（或+囗=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把法老的名字放在四角为弧形的“口”（cartouch，近似椭圆）中，与“国”字有类似的组合。“法老”本意是大屋，或宫殿。“中或”即“中國”何尊是目前有关“中国”的最早实物记载。它的制作时间在周成王五年（约公元前1038年）。铭文中的“宅兹中或”证实了尚书大传关于周公营建洛邑的记载。周公摄政共七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奄”在今天的曲阜以东，盘庚迁殷之前的商朝都邑。成王即位时，参与武庚的叛乱，被周公所灭（践奄）。周公长子伯禽被封于奄，即鲁国的开始。“成周”即洛邑，周的东都。洛邑在中或，位于西周当时的都城镐镐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文王建丰（今陕西西安北），文王从岐迁都到丰。武王修建镐，为辟廱（离宫）。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可与“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比较，两者很类似。镐和洛邑两京的营造时间在同一代人。“考”完成。“卜”用（龟甲）卜居。“维”是。“王”周武王。的东方。中或指殷的统治核心地区中原。铭文显示，那时“中国”已经有了宗教和政治含义。据有中国表示获得统治天下的天命，权力得到正统性。因此，营建洛邑要“廷告于天”许倬云说：

    天命只能降于居住“中国”的王者，这个观念，是中国数千年政治史上争正统的理由。甚至“中国”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有极重要的意义。而其渊源，也当在何尊所代表的周初受命思想。西周史，98页。

    受命即接受天命。“得中原者得天下”并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也表示获得天意支持以及正统地位。在成王五年之后“中国”出现的次数很频繁。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诗经？大雅？民劳。“亦”、“止”语助词。“汔”（qi），乞求。“逑”（qiu），聚合。“忧泄”泄除忧怨。“残”残害。这5个句子出自同一首诗。全诗共有5段，每一段中“京师”或“中国”在同一个位置出现，都是指“王畿”与“四方”、“四国”对应。四方或四国就是四方诸侯。又有一首诗写到：“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经？大雅？荡。“炰烋”音、意皆同咆哮。“怨”可恶之人。“奰”（bi），怒。“覃”（tán），延展。这里把“中国”与“鬼方”并列。这两首诗都作于周厉王（约前877-前841在位）时期。不久，诗经又有一首诗：“四方既平，王国庶定。”“矢其文德，恰此四国。”诗经？大雅？江汉。该诗叙述周宣王（前827-前781在位）命令召虎征讨淮夷的事。宣王为厉王之子。“王国”即中国，仍与四方、四国对应。

    这时的“中国”的范围是有限的，专指京畿一带，东周时以洛阳为中心。春秋时，晋国不在“中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榖梁传：“自晋，晋有奉焉尔。复者，复中国也。”左传？桓公二年：“今晋，甸侯也。”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礼记？王制：“千里之内曰甸。”可见当时的“中国”范围还不足千里。

    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相距千里。他们“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揆”法度。在孟子的时候，舜和周文王还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得志后把统治中心设在中国。在唐朝时，中国仍是一个地理名词，但范围有所扩大。张九龄对唐玄宗说：“臣岭海孤残，不如仙客生于中华。”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四年。资治通鉴的唐朝部分大量使用“中国”是地理名词。“中华”则是强调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位。九龄是韶州（今广东韶关）人。牛仙客是泾州（今甘肃泾川）人，离关中平原不远。九龄当然不是自外于大唐的天下，而是说他自幼没有受到中原文化熏陶。不过，他大概在想着孟子中舜和文王的典故。

    c？天下与海内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现代版图上的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太湖东岸的良渚文化，辽宁、内蒙之间的红山文化，以及东部的龙山文化，似乎都比位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先进一些。但它们仍有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又使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如对玉的推崇、对龙的崇拜。这说明，在更早的时候，这些新石器文化有共同的源头。或许因为共同的文化源头，以及地理的相通，中国在文明早期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尧说：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俊”大也。“九族”从高祖到玄孙。“平”均也。“章”明也。“昭明”自明其德。“时”是也。本书所引尚书的有关注解参考了宋人蔡沈的书经集传。

    在大禹统一中国之后，夏所在的地区就成为统治中心。中心没有忽视边缘。禹贡说：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身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这段话应该有当时政治地理的现实，虽然添加了理想成分。它描述了大禹统一后的世界模式。即使“五服”是后人的想象，至少也在西周初期成形了。周穆王穆王即穆天子姬满，约前976-约前922在位。“将征犬戎”（又是对“戎”作战），祭公谋父对他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祭公谋父所说的“先王之制”就是始于大禹的五服。他还指出，夷蛮有向周王室进贡的义务：“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史记？周本记。虽然周穆王比大禹晚了1000多年，西周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还是和大禹时的一样。

    自我中心并非为中国古人独有。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认为他们自己在各个方面比所有其他人都要优越得多，认为其他的人的居住地离他们越近，优越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居住地离他们最远的，也就一定是人类中最低等的了”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5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波斯人的想法与大禹的五服没有本质差别。文明如同以石击水形成的波纹，从中心渐渐地散开，会因为距离的增大而减弱，但不会在某一点戛然而止。另一个文明的波纹也会荡漾过来。水面的圆圈交汇在一起。古代中国近处没有同等发达的文明。对于发展程度较低的文化（还没有发展到文明阶段），中国采取了居高临下心态的怀柔政策，一是为了维持和平，二是为了传播文明，三是为了满足虚荣。在历史的早期“怀柔”就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舜对十二牧十二州之牧（地方行政长官）。十二州是：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幽、并、营。早期的十二牧很可能是12个最大部落的首领。他们的权力是对中央权力的有效制约。说：

    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尚书？舜典。“柔”宽而抚之。“能”扰而习之。“柔远能迩”有点“远交近攻”的意思。“允”信也。“元”仁厚也。“允元”信任仁厚之人。“难”拒绝“任”奸佞。“率服”相率而服从。

    这个记录也许不可靠，但应该反映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怀柔是发达文明对于较低文化实施的笼络政策，不是国家间政治。在一个原始的农业社会，舜把“柔远能迩”和“食哉惟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见他重视“怀柔”的程度。怀柔是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大事。在天下未定的时代，怀柔是维持和平的一个较好的办法。因为对于一个较为静态的农业社会，怀柔的成本比战争的代价低。为了和平，古代中国人总是怀有天下一统的理想，即使能力欠缺的统治者也会有这个宏大的目标。孟子回忆说，梁襄王向他咨询：

    “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恶乎”怎样。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儿子，即孟子“望之不似人君”的那位。对话当在公元前319年，梁襄王即位的那一年。梁襄王的这个问题显示了他好大喜功，因为他的魏国已经衰落，没有定天下的实力。襄王更应该关心魏国的安全。

    孟子的天下或许不包括蛮夷的土地。在春秋战国时期，残酷的现实政治与儒家理想是不兼容的。在激烈的对抗中，实行儒家思想只能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到了汉武帝时，天下定于一，泛道德化有助于统治，儒家思想才得以大行其道。如果能够保持世界和平，或者为了保持世界和平，儒家思想可以为今后的国际关系学提供很大的帮助。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放大了的古代中国的天下。这个天下必将定于一。定天下需要以武力为后盾，但绝不能嗜杀，不能集权，必定以自由、民主为先导——正如孟子所说：“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的时候，天下的观念将遇到挑战。齐国的阴阳家邹衍（前305-前240）的想法虽然被认为是闳大不经，却对后世的政治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他提出了“五德终始”和“大九州”的观念。邹衍认为，每九州组成一个大九州，为海所包围；共有九个大九州，为更大的海所包围。这样，共有九九八十一州。邹衍论证说“赤县神州”（中国）只是八十一州之一。由此增添了“海内”的观念。余英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他说：

    由于邹衍的理论传播日广，中国对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次根本的改变。视中国等于“天下”的旧观念让位于较为实际的观念，即认为中国位于“海内”“海内”是在地理学意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407页。引文出自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

    其实，庄子已经有“海内”的概念：“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乎稊米之在太仓乎。”庄子？秋水。“稊”（ti），类似小米。这里的中国比邹衍的神州在海内所占比例要小得多。庄子（前369-前286）比孟子小3岁，比邹衍大60多岁。秋水篇可能出自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之手，从而有邹衍的影响。不过，海内的思想或许源自稷下，未必是邹衍独创。齐国临海，齐人会有四面皆海的想法。有了新的地理观念之后，中国人身处“海内”一隅，但仍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并保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的情感。虽然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有限，却只把统一王朝当作正统王朝，相信天命只授予统一王朝。偏安的王朝是欠缺的，是两个王朝之间的过渡阶段。天下和海内是与王朝相关的地理概念，都必须完整，而国家则可大可小。迟至1899年，梁启超还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不知有国，也不知爱国。他说：

    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那时的“支那”一词尚无贬义。

    梁启超意犹未尽，不到一年，他又满怀激情地说：

    且我中国畴昔者，岂尝为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而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五卷。

    梁启超准确地指出了王朝与国家的区别。但是，他有点乐观了。

    中国的四至

    中国的边界是由自然地理确定的，自秦汉以来变化不大。在强盛时版图扩大一些；在衰弱时版图缩小一些。中国现在的疆界是清朝奠定的，与汉、唐强盛时的范围大致相同。但是，清朝在乾隆年间的面积超过了汉、唐，却在后期失去了大片的领土，主要被俄国夺走。中国领土最广阔的时期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蒙古人和满人入主中原后，实际上把它们的故土和中原王朝的土地合并在一起了。元朝和清朝前期还基本解决了北方边境的安全问题，原因很简单：它们就是那些入侵者。当然，在清朝后期，北方边界又变得不安宁了。不同以往的是，那时的侵略者不再是游牧民族，而是使用西方现代武器的俄罗斯帝国。从此改写了中国3000多年的北方边境史。虽然外敌的种族变了，入侵的模式变了，但中国北方领土和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形却没有改变。

    唐与清两朝版图最大时候的不同之处是，清朝多了两部分：（1）唐朝时的突厥故地（今天的外蒙古）；（2）唐朝时的吐蕃帝国（今天的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如果去掉这两大块土地，唐与清的领土在地图上看起来就很相似。需要指出的是，突厥和吐蕃是唐朝的两大劲敌。在清朝时，蒙古和西藏因为衰落而被满族征服，学者们至今不能确定唐及之前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们哪些是蒙古人，哪些是突厥人，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显著差异。蒙古民族是在成吉思汗之后才形成的。欧亚内陆大草原本来就是一个民族迁徙的通道。人民和土地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不过仍保留相当大的自治权。因为偏远和高寒，西藏的自治程度比蒙古更大一些。即使如此，清廷仍需要在新疆和西藏与西蒙古的骑兵作战。此外，唐与清的土地还有一个区别，在地图上看不出来的区别。唐朝时还有很多羁縻州，而雍正帝的改土归流则把自治的土地纳入中央的直接管理之下。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社会底层。他在元末战乱中起家，在战争中消灭了众多英雄，推翻了元朝统治。朱元璋是权力变态狂。明初的专制前无古人，后来者也不多。在夺得天下之后，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对全国实行严密而残酷的控制，特务四出。但是，这样一位暴君却是一名国际和平爱好者。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他的子孙皇帝们：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然后，朱元璋开列了不征之国的名单，几乎包括了当时所了解的所有国家。他还特别提出断绝与日本的关系。朱元璋在登基后不久（洪武四年，1371年）就对省、府、台臣们宣谕这些话，当时他还提到古训：“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21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这确实是真知灼见。土地扩张必然统治异心的民族，而且会加重民众的劳苦，最后导致帝国崩溃。朱元璋在国内实施酷烈的统治，同时谋求与邻国和平共处，要求“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朱元璋系年要录。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前27-后14在位）也在他的遗嘱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谨守大自然为罗马划定的疆界。见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20页。唯一的例外是胡戎，即北方的蒙古。但朱元璋的战略是采取守势“时谨备之”那时，元朝刚被推翻，明朝还要再花10多年的时间才能清除蒙古在内地的势力。

    诸夷确实“限山隔海”但地理限制并非不可突破。除朱棣之外，明朝后世皇帝恪守祖训，从而形成了明朝封闭消极的对外政策。牟复礼似乎不无惋惜地说：

    明政府拥有远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都是如此，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沟高垒和被动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方面进行扩张。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8-9页。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朱元璋式的和平国际政策基本上是主流。事实证明，在4000年的文明史中，虽然中国经常对周围地区占有军事优势，但领土扩张却非常有限。中国的扩张不仅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还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领土扩张最剧烈时期是在元朝和清朝。这两个王朝是外来政权。他们在入主中原之前不受儒家传统的约束。实际上，在占领全国之后，蒙元没有接受儒家思想，清朝的接受程度很有限，而佛教也没有引导他们维持和平。他们较好战，扩张领土时的限制主要是补给线，以及地理和气候条件。某些地理特点往往与气候有关。比如，沙漠是因为降水少、蒸发多而形成的。

    a？北方的威胁：传统的方向

    每年冬天，西伯利亚和外蒙古的寒流总会南下中国。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寒流在几天之内即可扫荡全国大部。从东北到华南、西南，全国东半部气温骤降，海南岛都会有明显降温。从华北北部的北京到长江入海口的上海，直线距离大约1100公里。寒流之下，南北气温相差不过两三摄氏度。因为南方潮湿，人体感觉更冷。到了盛夏，除了高海拔地区，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是酷暑难耐，即使东北的气温也不凉爽。中国的大陆性气候是夏季炎热的原因。陆地在阳光照射下升温快，热量不易散发，原因更多在本地。冬季的严寒却来自遥远的北方，一次寒流可以由北向南扫过整个东半部国土，越过南岭直达海南岛。从西北方向进入中国的寒流往往受阻于青藏高原，西半部降温剧烈，但降温的范围却往往有限。如果把入侵的军队比作寒流，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非常类似的现象：一次强大的北方入侵即可抵达淮河或长江（河流不能抵挡寒流，却能阻碍军队）岸边。如果有更强大、更持久的入侵，那么从东北到华南就会相继陷落，整个国家改朝换代。

    中国的正北方是凶悍的游牧部落的发源地。他们的洲际征服潮流是由东向西，匈奴、蒙古都曾向西马其顿的亚力山大的征服路线是少见的反方向。他从西方向东方进军。不过，他没有经过北方草原，而是较南方的高原。后来，伊斯兰教徒也从阿拉伯半岛一直打到中亚，把他们的信仰传到了东方。亚力山大的进军与中国无涉。在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唐朝军队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被东来的大食（阿拉伯）军队打败。这一年，唐朝流年不利，三战三败，先败于南诏，再败于大食，三败于契丹。四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通往西域之路被吐蕃阻断，唐朝再也没有收复西域。西域逐渐被伊斯兰化他们本地的侵略方向则是由北而南。大草原的南方是中国。因为面向大草原，中国的第一要务是国防，所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青铜是当时最珍贵的合金，青铜器的使用显示出祀与戎的重要。许倬云说：“商代青铜器用于作为工具及农具的比例，远小于作为礼器及武器的数目。”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27页，三联书店，1995年。张光直也说：“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与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22页，三联书店，1999年。

    从本书第三章可知，中国历史是在与西戎北狄的战争中写就的。战争刺激了中国，使它在腐败的时候能够振兴。在可以追溯的历史中，中原与北方的战争从未停止过。宋国人有一首诗，赞美他们的祖先汤王：“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殷武。“常”服从。宋是殷的后裔。氐羌不敢不来朝拜商汤，因为商汤有强大的武装，打败了他们。这首诗是春秋时殷人追述历史，却是可信的。如果商汤没有战胜氐羌，就很难取代夏朝，更难使商朝生存下来。迄今最早的汉文字证明了频繁的战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许多战争的内容，还出土了许多兵器。易经也保存了对北方战争的记载。如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高宗武丁，在位时间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根据甲骨文，武丁多次发动战争，召集的军队最多时有13000人。史记？殷本纪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驩”之音、义皆同“欢”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高宗就是殷王武丁（约前1254－约前1194在位）。他和妃子妇好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征讨，其中有西方的马羌——显然是一个养马的游牧部落。高宗时，殷人已经大量使用马拉战车。

    周人崛起于西戎。周穆王（约前976-前922）征讨过犬戎（殷时的昆夷）。周懿王时（约前899-前891），中原与猃狁有频繁的战争：“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起居，玁狁之故。”诗经？小雅？采薇。周宣王（前827-前781）时“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薄伐西戎”最后“玁狁于夷”诗经？小雅？出车。“薄”语首助词。“夷”平定。北方游牧部落有很多名字。王国维认为，这些名字都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称呼，不是他们的自称。鬼方、昆夷、猃狁都是同一族，他们是匈奴的祖先。观堂集林上，583页以下之鬼方昆夷猃狁考。许倬云说：

    王国维著名的考证，以为鬼方与猃狁之属同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则商人与鬼方的冲突，当是牧人与农人之间的头阵。商代南方无劲敌，北方则常有边患。周代也有同此现象。西周史（增订本），24-25页。

    其实，何止商周有北方的边患。纵观中国历史，威胁几乎总是来自北方。商朝的国都屡次迁移，至盘庚（约前1350-前1300）时才定于殷。此后，一直到商纣王被周武王消灭，殷灭亡（约前1066年），近300年殷人没再搬迁。夏鼐认为：殷墟的“绝对年代，一般采用公元前约1300-1027年的说法，但是也有提早数十年到一百来年的可能”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8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商朝前期为什么屡次迁都？论者们给出了很多解释，如寻找铜矿，等等。战争被大多数人忽视了。战争是改变历史的最强大力量。相比之下，其他力量（如文化、环境）的作用都是隐性的、缓慢的。因腐败而灭亡的政权可以很容易归咎于别的原因，如敌对势力的破坏。但战败而亡则显而易见，不容否认。武丁时，商朝强盛，多次打败鬼方。都城得以长期留在殷，北方前线稳定下来。

    周崛起于西戎。西周亡于西戎与内地诸侯的联合进攻。秦（前221－前206）统一之后的一项重大工程是连接六国中的北方长城，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虽然秦不是灭于北方入侵，却与北方威胁有很大的关系。始皇派长子扶苏去北方守长城，因此在他死的时候，跟随他的少子胡亥与赵高、李斯合谋，取代扶苏，篡取皇位。扶苏被胡亥以始皇之名赐死，同死者还有大将蒙恬。秦亡于胡亥和赵高之手。秦之后，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的分界线在南北大幅度摆动。在中原王朝强盛时，边界一直向北推到今天的长城以北，在中原王朝弱小的时候，中原的大部分都被丢失。虽然中国历史一直奉中原王朝（包括入主中原的北方王朝）为正统，但实际上，除了统治范围一直到了极北的元朝，不论在哪一个朝代，来自北方（包括西北和东北）的威胁没有完全消失过。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古代史应该被视为一部南北融合史。之所以不说是扩张史，并非要文饰，而是因为扩张的主体是变化的，常常不是中原王朝。这个融合过程反反复复，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秦已亡、汉未立的动荡期，匈奴帝国建立了。公元前209年，冒顿（modu）杀其父头曼。统治中心在龙城匈奴祭天、大会的地方，在今蒙古国北部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的匈奴开始向各个方向扩张。冒顿单于夺回了秦朝大将蒙恬占领的河套地区；驱逐了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进入西域。汉高祖于公元前200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大军包围，几乎被俘。此后汉朝采取了和亲政策，每年向匈奴提供大量物质。冒顿死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前174-前160在位）即位。在老上之后，匈奴的单于不是特别能干，但双方的实力对比没有扭转，汉朝还在忍耐。公元前135年，匈奴又提出修改和亲条约。在宫廷辩论中，御史大夫韩安国支持和亲。他说：

    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弊，势必危矣。臣故以为不如和亲。汉书？韩安国传。

    韩安国清楚地说明了不宜战的原因。大臣们大多支持韩安国。韩安国不是怯懦之人，他也曾带过兵。文武职业的分别出现在唐朝。在另一个记录中，韩安国在讨论中还夸耀了匈奴的骑兵：“且匈奴者，轻疾悍亟之兵也，来若风雨，解若收电。”新序？善谋，刘向。在北方，一支游牧部落可以很快地移动，联合或征服其他部落，力量如滚雪球般地发展，然后滚滚南下。

    汉朝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大增。在这次辩论后，汉武帝（前141-前87在位）还是决定维持和亲政策。到了第二年，武帝不能再容忍匈奴，决定反击。汉军的伏击被单于识破，匈奴大军及时退走。公元前127年，卫青又夺回了河套地区，汉朝在那里设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公元前119年，卫青与霍去病各率5万余骑，以及辎重步兵数十万，从今山西北部出击。单于的兵力大致相仿，以逸待劳。卫青先接敌，两军对峙时“会日且入，而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能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单于见战不利，突出包围逃走。汉军遣轻骑夜追两百多里不得。

    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为东西两部。一百多年后的48年，东部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投降了汉朝。经过西汉末年的退却之后，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大将窦固、耿忠出击北匈奴，收复部分西域失地。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耿秉再次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念。此后匈奴又遭东汉的几次沉重打击，一蹶不振，只能制造边患。北匈奴的地盘渐渐被来自东北的鲜卑、乌桓占据。南匈奴迁至内地居住下来，埋下了后来“五胡乱华”的种子，西晋因此灭亡。东晋（317-420）的时候南北分界线在淮河，这时候的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5个游牧民族在中原混战，汉人被大批屠杀。冉闵报复性地大杀羯人，自己最后也被杀。鲜卑族的北魏（386-534）结束了数十年的混乱，统一了北方。东晋和南朝（420-589）的宋、齐、梁的北方边界在黄河与淮河之间，陈时则被压缩到了长江一线。隋（581-618）、唐（618-907）时中国才再次统一。唐朝初年，战乱之后国力薄弱，不得不向强大的东突厥俯首称臣。

    626年，太宗即位不久，东突厥的大军就抵达了渭河边。太宗只能与颉利可汗（620-630在位）讲和，赠送了大量财宝，突厥才退兵。唐太宗一直怀有反击之志。趁着东突厥遭遇内乱和雪灾，629年，太宗派李世、李靖发起进攻，抓获了颉利可汗。在640年代，太宗利用西突厥的内部分裂，不仅使西突厥不能对唐朝构成威胁，还在西域树立了权威。

    在东北方向，隋炀帝曾经三次进攻高句丽，都以失败告终。隋朝也因随之产生的内乱而灭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补给线太长，道路泥泞，军队的供应困难；而且远征军不能在严冬留在荒野，必须撤回。唐太宗两次进攻高句丽，虽然有所进展，但都没有取得大胜，反而遭受重大伤亡。649年，太宗在计划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时去世。这时，高句丽的统治者泉盖苏文则开始扩张，侵契丹，联合百济攻打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苏定方率军登陆百济，与新罗一起灭了百济。两年后，苏定方又指挥唐军从北方入侵，但南方的唐军受到牵制，不能及时配合，苏定方被迫撤退。唐朝的水师在海战中击退了日本支援百济叛乱的船队。666年，泉盖苏文去世，他的两个儿子争权。在老将李世指挥下，联军于668年攻陷高句丽的都城平壤，高句丽灭亡。唐朝在平壤设立了都护府。

    太宗和高宗时期的成功没有消除北方的威胁。在武后时期，北突厥和契丹经常骚扰边境。在700年前后，北突厥的默啜可汗控制了从东北到西北的整个北方。在玄宗时，唐朝在东北方和西北方构筑防御工事。节度使的权力增加了。这是后来藩镇之乱的原因。

    五代十国（907-960）时期，中国再次分裂。两宋（960-1279）时，北方形成了强大的王朝。西夏、辽、金、元对宋朝形成压迫，使之从来没有完全统一。宋太祖统一时的路线是先易后难，从南方开始。南方“易”的任务顺利完成了。可是直到宋朝结束，统一北方“难”的雄心都没有实现，反而一直受到北方的压迫，向南方退缩，到了淮河甚至长江一线。两宋都亡于北方入侵。北宋两位皇帝被金人俘虏而亡，南宋被蒙元消灭。

    明初时首都设在南京，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历史上都城设在南方的，都是中国王朝的领土不完整时期，所凭借的是黄河或长江天险。只要王朝领土完整，都城必定设在北方，以加强对北方的防御。或者是元、清两朝来自北方的统治者，不愿远离他们的故土。但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都城设在北方，就要大量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为此，隋朝时就开凿了运河，漕运所费靡多，也在所不惜。朱棣重复了隋朝的大工程。

    在清军入关之前，东蒙古就已经投降，时间在1635年。清朝中期之前北方的最大挑战是西蒙古，即准噶尔。噶尔丹（1676-1697在位）是准噶尔汗国的一个王子，在拉萨出家为僧。1676年，他回到准噶尔夺取了汗位，然后东征西讨，建立了准噶尔帝国。帝国的疆界包括新疆和外蒙古。在噶尔丹的压力下，喀尔喀蒙古（北蒙古、外蒙古）的汗王向南逃到山西西北部，向清朝称臣，寻求保护。1690年，康熙帝亲自领兵征讨。两军在张家口以北的地方相遇，清军发射欧洲传教士铸造的大炮，噶尔丹退走。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在清军大炮的轰击下，准噶尔军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以南的地方溃败。第二年，康熙准备亲征到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那里是准噶尔的本土。噶尔丹在这时死去。他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1697-1727在位）继续领导准噶尔帝国与清对抗。1754年，西蒙古的几个首领向乾隆帝投降。直到这个时候，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巨大影响才告结束。在征服准噶尔之后，清政府采用汉唐的做法，在新疆实行军屯，还把各族人移居到天山北部，开垦土地。在1808年，乌鲁木齐各县的民户农田数量上升到1775年的10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70-73页。

    宋以后的三个王朝中，有两个（元、清）的建立者来自北方。北方民族建立正统王朝，这种情况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之前的北魏只占据了半壁江山。这表明至少在军事训练上和尚武精神上，中原已经衰败了。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永乐皇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但是明朝一直受到瓦剌蒙古人的威胁。秦修长城1500年以后，明大规模重修长城。汉唐都没有长城。当年，有大臣劝唐太宗修长城防突厥，但太宗决定采取攻势，并很快消除了突厥的威胁。1449年，明英宗在宣府（今河北宣化）的土木堡被蒙古人抓走，50万大军被击溃（土木堡离白登山并不远，围困土木堡的瓦剌蒙古骑兵经过大同回到草原）。明朝最终亡于来自东北的满洲人。对于清朝，主要的威胁仍来自北方，虽然他们把内、外蒙古都正式纳入中国版图。除了以前的游牧民族外，又增添了从西伯利亚来的俄罗斯人、从朝鲜半岛登陆而来的日本人。他们的第一个侵略目标就是满洲人的故乡。

    俄国人早就在觊觎中国的东北。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派人考察黑龙江流域。大约在1849年，他以一个地缘政治学家的口吻说：“谁掌握了黑龙江口，谁将占有西伯利亚，至少可以远至贝加尔湖”；同时，他还警告说，如果英国人夺取了黑龙江河口和库页岛，俄国就将失去整个东西伯利亚。纳罗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17页。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366页。当时英国、法国和美国在远东都有舰队，并曾在黑龙江河口之外徘徊。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法舰队还曾试图在河口以北登陆，攻击俄国。到了1858和1860年，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玩弄外交手段，威逼清廷，夺走了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库页岛）的中国领土，进而图谋更南的土地。

    中原向北方扩张的障碍是寒冷、草原和沙漠。拉铁摩尔说：“拒绝汉人的主要环境是草原，草原社会是抵抗中国社会的最坚决的组织。”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79页。西方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事例。欧洲强国曾两次全面入侵俄国，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在欧洲横扫千军，却都在俄国被严寒和大草原打败，一溃而不可收拾。详细论来，这两位欧洲枭雄的失败还有别的原因，比如，俄军（苏军）的英勇抵抗，等等。严寒和广阔是俄国最强大的天然盟友，战争的转机都是在寒冬来临之后出现。在苏芬战争（1939年11月－1940年3月）之初，入侵的苏联军队被弱小的芬兰打败，除了斯大林的大清洗严重削弱了苏军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芬兰人同样了解严寒与冰雪，并在战争中充分利用。这场苏芬之战也被称为“冬战”可以对比苏芬战争和诺门罕战役，诺门罕战役（苏联方面称哈勒欣）是在同一年略早一些时候发生的。1939年5月，日本和苏联军队在中蒙边界冲突。在苏联坦克和航空兵的协同打击下，日本的关东军大败。日本从此改变主意，转而南侵。

    从秦到清朝中期，对中国的威胁来自北方。中国的统治者也来自北方。这一局势只有几个程度有限的例外。（1）明朝朱元璋崛起于江淮之间，在南京（应天府）建都，北上推翻了蒙古人的元朝。后来威胁明朝的是西蒙古。明成祖时把首都迁到北京，重修长城防备蒙古骑兵。明代在南京正式建都的时间只有53年。（2）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在广西起兵，从广西打到南京，但继续北伐就很乏力，最后被围困在南京消灭。虽然对清廷造成极大的威胁，太平天国没有能够取得全国政权，历时也不长，只能算是扩大版的地方叛乱。（3）国民党从广东出发北伐，夺取了全国政权。不过，虽然号称中央政府，国民党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许多地方军阀不听中央号令，自行其是。另外，当时中国国土上有强大的外国军事力量存在，特别是日本。国民党北伐成功有苏联的支持以及另一些列强的默许。（4）共产党最主要的一支军事力量崛起于江西一带，其军事领导人大多是南方人。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共产党成为北方的割据势力。抗战结束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共产党在东北建立起根据地，然后从东北向南席卷全国，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把国民党打到了台湾。共产党统一全国的地理路线和清朝的非常接近。

    b？南方的险阻：群山和瘟疫

    北方的军事压力一直主导着中原王朝的对外关系和军事结构。苗、越等族群的众多南方部落是次要的挑战。南方多山地丘陵，水网密布，多是彼此相对封闭的农业区。这从南方方言数量之多、差异之大就可以看出来。在出现饥荒的时候，受灾面积也没有北方大，饥民的数量和流动性都比北方小（在近代，迫于人口压力，南方沿海的居民多向东南亚移民，他们漂洋过海，向海外转移压力）。在北方，流民一直是一个问题，一些王朝就是被流民削弱、推翻的。因此，多山的南方不可能像大草原那样产生地域辽阔的帝国。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注意到南北人士的性格差异。他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中庸。清朝时，赵翼注意到南北用兵结果的差异。他说：“有明中叶，战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异者。大率用兵于南则易于荡扫，用兵于北则仅足支御。”赵翼把原因归于南北不同的风土：“可知北强南弱，风土使然，固非南剿者皆良将，北拒者尽庸将也。”赵翼：廿二史劄记下，卷三十四之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62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在“风土”的因素中“土”是关键，因为“土地”决定“民风”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时代，人们尤其相信这一点。例如，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专门论述法律与气候、土壤的关系。他认为“炎热国家的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论法的精神上，228页）可比较前引赵翼的观点。赵翼（1727-1814）的年代与孟德斯鸠的年代相差不远。伏尔泰（1649-1778）还专门写了风俗论。“土”就是地理因素，也包括气候。从他们的评价可以看出，从孔子到赵翼两千余年，中国南北风土的差异没有根本变化。

    会稽的位置在北纬30度附近。在春秋五霸中，越国的国都在最南方。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北纬30度以南从来没有形成过强大的政权，不能像勾践时的越国那样抗衡中原国家。正统王朝迫于游牧部族压力而南迁的，最南的首都是杭州不包括皇帝向南逃亡时停留之地，也不包括在王朝末年称帝的皇室成员所在之地，否则中国的国都将一直向南，进入大海（南宋末）或缅甸（明末）。这里也没有列入日本侵华时的陪都重庆。，也在会稽以北。只有在战乱时期，才会在南方形成一些割据政权，如秦末汉初赵佗建立的南越（都城在番禺，后被越南当作本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正统王朝），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吴越、闽、楚、南汉等国。北方的五代最后一统为宋朝。宋朝统一了南方，又受更北方的压迫。

    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南北地理条件对战争的影响。在汉武帝（前141年－前87年在位）统治初期，闽越侵南越分别又作闽粤和南粤，在今福建和广东一带。闽粤王为越王勾践的后代，在进攻南粤之前3年，闽粤还围攻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汉发兵救东瓯，未至，闽粤退兵。南粤的第一个王是赵佗，都城在番禺。佗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末动荡时，接受秦南海尉任嚣的临终委托，绝新道（秦时新开拓的通往北方的大道）自保。汉文帝时，佗去帝号，成为汉的藩臣。赵佗也是越南正史中的正统国王南越是汉的藩臣，不敢擅自兴兵抵抗，因此向皇帝投诉。为了保护藩属，汉武帝决定发兵攻打闽粤。淮南王刘安上书反对。他说：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眛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执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隃领，柁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且越人棉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全文见汉书？严助传，班固。“瘅”（dān），热症、热病。“蠚”（hè），虫类蛰咬。

    这里的“中国之人”实际上是中原地区的北方人。北方人畏惧南方炎热的气候和多山多水的地理。刘安后来因谋反罪被杀。不过，刘安的这次谏言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与闽越的战争也没有打起来，因为闽越王的弟弟“杀王以降，汉兵罢”汉书刘安的谏书不仅是文人与武人在战争问题上的对立，还有很多地缘政治的真知灼见，以及对南方地理的深刻了解。在此后近2000年的时间中，中原王朝在南方的军事行动都遇到相同的问题。

    东汉的名将马援（前14-后49）在北方和南方都长期征战，最后折戟长沙西。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为陇西太守，平定了诸羌造成的边患。40年，交趾女子徵侧、徵贰姐妹称王起事，应者众多，攻没六十余城。41年，马援拜为伏波将军，远征交趾。他斩杀两姐妹，平定了在今天越南河内以南的叛乱。44年秋，马援“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即近一半死于瘴疠。后汉书？马援传。然后他又到今天山西北部出击乌桓，乌桓主动退走。49年，汉军征讨武陵、五溪蛮夷（在今湖南沅水的沅陵、辰溪一带），却全军覆没。62岁的马援主动请缨出战。在今天湘西的进军途中“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后汉书？马援传。这次马援亦无幸免。他死在军中。马援曾有壮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后汉书？马援传。他原来的设想是死在北方。

    在中国南方，扩张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瘴疠，其程度甚至在崇山峻岭与大河急流之上。路总是能够找到，或开辟出来，但疾病却难以防治，无法避免大量减员。在古代，中原人称江南为“瘴疠地”瘴疠是中国古代对南方传染病的泛称，主要是疟疾（由虐蚊叮咬而感染），可能还包括鼠疫、伤寒等疾病。古人对它们没有区分能力，也不知道如何医治。他们认为，瘴疠是由山间的瘴气（潮湿空气）引起的。其实，西方人也同样认为疟疾的病因是不良空气。malaria（疟疾）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malaaria——“坏空气”

    瘴疠的多发区随着中原人及中原文化的南迁而逐渐南移。东晋士族南下，开发江南。南京成为“六朝古都”江南成了富庶之地、人文渊薮。“瘴疠地”的界限随之向南推移。唐朝时，流放南方是一个严重惩罚。705年，杜审言被流放到峰州，沈佺期为他写下了“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峰州在今越南河内附近的永富省一带，时属岭南道。当时的道不是常制。李白也曾被流放。757年，李白在今天的江西被捕，次年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在前往夜郎的途中遇赦。杜甫（杜审言的孙子）不知道李白已经遇赦，写了一首诗怀念他，其中有“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梦李白二首之一，作于759年。

    在730年代末，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兴起。南诏臣服于唐朝，却又向唐朝的领土扩张。因为地方官的贪渎和勒索，南诏王阁罗凤攻占了云南府（今云南祥云之云南驿），杀太守。第二年，即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攻南诏，被南诏打得大败。唐兵死者6万人，其中许多人死于流行病。南诏因此向吐蕃称臣，寻求保护。杨国忠庇护兵败的鲜于仲通，并征兵再战。“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于是，杨国忠派人四处抓壮丁，戴上连枷送到军队。“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十载。同样在751年（玄宗天宝十年），唐朝在北方也连连失利。高仙芝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被阿拉伯军队打败，安禄山在今河北被契丹打败。这是唐朝战事不利的一年。

    北宋时，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多次被贬。他的贬谪地越来越向南方，先后有黄州（今湖北黄州）、惠州（今广东惠州）、儋耳（今海南儋县）。在贬谪途中，爱妾朝云跟随苏轼到了“瘴疠之方”的惠州。在1096年，朝云“遭时之疫，遘病而亡”（朝云疏）。在这一年秋天，苏轼作西江月？梅花纪念朝云：“玉骨哪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1101年，在离开海南谪地一年后，苏轼自己也因瘴毒发作，在常州去世，终年66岁。

    越南北半部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越南在968年独立，然后开始扩张。北宋治平（1064-1067）初，朝廷得到交趾企图入侵的报告，宋英宗“问交趾于何年割据”辅臣介绍了交趾（今越南北部）的割据经过。接着，宰相韩琦说明了越南割据的缘由：“交趾山路险远，多潦雾瘴毒之气，虽得其地，恐不能守也。”宋史？列传？外国四。韩琦以前是坚决主张对西夏用兵的。他在边防问题上不是温和派，却因越南有瘴疠而不赞同收复。宋朝已经准备放弃这个地方割据政权了，但越南却发起了攻击。1075年（宋神宗熙宁八年），越南李朝以十多万军队攻陷钦州（今广西宁山）、廉州（今广西合浦）、邕州（今广西南宁）。越南军队在邕州屠城，杀了58000余人，再加上在钦、廉两州死亡的，有10多万人死于入侵。次年，宋朝发起反击，攻占谅山，直指李朝京城升龙（今河内）。但是“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在李朝表示降服之后，宋朝撤兵。由此可见，越南能够保持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瘴疠的功劳。明初还将重演这段瘴疠史。

    北宋大将狄青出身于行伍，在北方屡立战功。宋仁宗皇祐（1049-1055）年间，南方蛮侬志高反，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围广州。围剿官军师久无功，多有败死。狄青上表请行。他出奇兵，一昼夜通过昆仑关。反叛者失去天险，在对阵中仍很奋勇。狄青指挥骑兵从左右翼出击，叛军终于失败。官军收复邕州。“初，青之至邕也，会瘴雾昏塞，或谓贼毒水上流，士饮者多死，青殊忧之。一夕，有泉涌砦下，汲之甘，众遂以济。”宋史？狄青、郭逵传。

    朱元璋要求后代皇帝在南北两个方向都采取守势，不要有侵略意图，但防守的重点是北方。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发起了对安南的进攻，自五代十国以来，再一次把越南纳入中国领土。永乐五年（1407），明朝在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辖48个府州、168个县、313万户。在明朝占领期间，安南的反叛不断，明军屡遭挫折甚至惨败。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最终放弃安南。此时距离朱棣之死仅3年，中间隔了一个在位不足一年的明仁宗。

    朱棣的对越战争属于迫不得已的行动。明朝作为宗主国被动地卷入了越南的内部权力斗争，在支持正统方的时候遭到篡位方的袭击。因此，他不算是完全违背父训。但是，明朝接下来吞并越南，被证明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在占领安南的同时，朱棣还有许多耗费巨大的目标：1406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1411年，开始重新修复大运河；营造北京，把京师从南京迁到北京；重新修建长城。在这期间，明朝的战略重点仍是北方，南方和海洋是次要的。从1410年到1424年，朱棣亲自统帅了对蒙古的5次征讨，其中两次没有遇到敌人，另外三次也没有给予敌人以致命打击。他在第五次出征的归途中去世。

    缅族人壅籍牙（1752-1760在位）创建壅籍牙王朝（贡榜王朝），至1757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缅甸的统一。18世纪中期是壅籍牙王朝的全盛期。缅甸向西远征曼尼普尔（今印度东部的一个邦），向东攻入暹罗（今泰国）。中国边境地区受到侵略，守边官兵被攻杀。乾隆帝四次对缅甸用兵，都以失败告终。皇帝本来无意扩大战事，但边将争功冒进，最后导致战争升级。清兵最后的目标是攻取缅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近郊）。当地的地势险要，山路只可一人通行，往往前营已到，后营还未出发，军力无法施展，而缅人英勇善战。因战败，前后三任云贵总督，一自杀，一被勒令自杀，一在战场自杀。乾隆三十四年（1769）7月，第四次对缅战争开始了。傅恒督师入缅。傅恒是满族富察氏，乾隆帝孝贤皇后的弟弟，也是乾隆帝非常宠幸的大臣。他还是福康安的父亲。但傅恒也没有改变战局。到了11月，入缅的清朝弁兵病死很多，多名高级将领病死，傅恒也染上了瘴疠，而缅甸的前方堡垒又久攻不下。于是乾隆帝知难而退，允许和谈、撤兵。傅恒返回内地后，因瘴疠发作于1770年身亡。四次征缅失败是清朝在南方的一大挫折。

    1834年夏，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第一位驻华贸易总监律劳卑从律劳卑（williamjohnlordnapier）名字的汉译可看出那时对西方人的蔑视。到达广州，当年就因疟疾死于澳门。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于1840年7月第一次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在定海之战中，中英双方共有2000多人丧生，英国只战死了19人。但是英军“把兵营安扎在一个充满瘴气的稻田里”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107页，三联书店，2005年。，共有大约500英国军人死于痢疾或疟疾。到9月中旬，1/3的英军士兵因生病而无法战斗。这时英国有4000陆军在中国。只留了一小部分兵力封锁广州。1941年10月，英国第二次占领定海。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向中国派出了大约有一万名步兵（包括印度兵）。1841年，因为中英两国政府都没有批准穿鼻条约，2200名英军占领了广州。他们的代价是一伤（在炮台）一死（在三元里）。但英军“遭遇到了更加强大的敌人：疾病。痢疾、疟疾、腹泻时大批士兵死去”鸦片战争，147页。

    到了20世纪，瘴疠仍然严重困扰着在中国南方山区作战的人们，并差一点改写中国现代史。1929年初，红军战事不利，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向东转移到瑞金一带。在那里，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权受到挑战，结果是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这年夏天，毛泽东得了疟疾，病得很重“有好几次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r？特里尔：毛泽东传，12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共产党派了两名交通员，从上海专门为他送去了特效药奎宁。其中一位在半路上被砍掉脑袋，另一位把药送到了。为毛泽东治疗的是福建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这时已经加入红军，是红军中的名医。第二年3月，因为听信了这场疾病引发的传闻，莫斯科共产国际以为毛泽东已经病故，为他发了一份讣告，说他死于肺结核。这时，毛泽东已经大病初愈，并重新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

    即使在今天的非洲，疟疾仍是主要的致死原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与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unicef）在2003年公布的数字，全世界每年仍有100多万人死于疟疾，其中9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的卫生和医疗条件明显好于非洲，大概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了，但仍不能完全避免疟疾出现，而在此之前，对疟疾同样束手无策。全球现在每年仍有5亿人感染疟疾。除非洲之外，中南美和东南亚、南亚也受疟疾的侵袭。在中国边界以南、东南亚的几乎全部和印度全境，现在仍是疟疾的高发区域。

    热带疾病造成南北方的地理隔离。不仅在中国如此，瘴疠也影响到了欧洲的历史。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北方蛮族是德意志和法兰西。他们向南入侵意大利的时候遇到了瘴疠。从阿尔卑斯山上流下的水在罗马附近形成了大片的湿地和沼泽，滋生多种疾病。

    夏秋两季流行于罗马城内及其附近的热病，便是从奥托大帝到路易四世时代日耳曼诸帝之努力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通常叫作“罗马”热病或疟疾是一种周期性的发热，据认为是由蚊子传播的血液毛病所致；而对这种间发性的热病，古代中世纪的药都无济于事。如果那时知道奎宁，那些时代的历史就会极为不同，许多人的宝贵生命——比如但丁的——就会延长。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43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引文为原书第138页的注。但丁（1265-1321）死于疟疾。奎宁大概在1632-1639年之间从美洲传入欧洲。

    当时，罗马和意大利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帝国的皇帝要去罗马接受教皇加冕。如果没有阿尔卑斯山和疟疾的阻挡，帝国皇帝可能就征服了意大利北部，对各城邦施加严密控制。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就不会出现，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将完全不同。我们今天的生活将黯淡许多。同样对意大利感兴趣的还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发现了意大利，时间在西班牙人发现新大陆之前不久。富庶而文明的意大利魅力无限，吸引着北方的野蛮人。从路易十一开始，连续四代法国国王入侵意大利，都遭到失败。这次阻挡法国人野心的是欧洲复杂的地形和由此产生的众多力量中心。法国的冒险在16世纪中期结束。

    拿破仑时期的西方医学已经比较发达，也有了金鸡纳。但欧洲许多人对鼠疫和疟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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