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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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到广州，我没出站，直接转车去东莞，谢厂长的公司在东莞，我们的审稿会实际上是在东莞开，开完会之后再去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参观。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得以成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去深圳参观，是不会得到那么多人一致响应的。对我来说，关键是那张“边防证”我当时把边防证看得很神圣，认为没有它我是绝对去不了深圳的，而得到它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不是开会单位保卫处是绝对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在设计院，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现在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哪能轻易放过？所以，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行方便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窗口”参观结束后就自由活动了。我的活动首先是找张一民。

    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他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

    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电影地道战里鬼子偷偷地进村，又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战友。临别时，张一民说：我在深圳等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确实是我最最想听的话。

    那时候我也想过漂洋过海去当一等公民，于是在英语上很下了点功夫。我发现学英语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过程，当时美国之音向中国学习美国英语的年轻人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美国是个大熔炉”美国是不是一个大熔炉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个小熔炉，她首先就将张一民给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我”的张一民，他冷淡得让我吃惊，连顿饭都没请我吃！当我提出要他为我先安排个住处时，把他吓傻了，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幸好我有退路，这个“退路”就是郑康平。

    前面说过，郑康平我并不认识，不认识没关系，邓工认识。邓工是我们院相对年轻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进的设计院，但我们之间这十年是个断层，所以我们并不遥远。邓工脾气不太好，并且他认为脾气不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经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赏，但自我欣赏多了别人就不怎么欣赏，如此一来，邓工在院里总体上说就表现为不得志。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两年我就不干了，去深圳，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当大老板。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为我高度关注着有关深圳这边的一切情况。

    我开始与邓工套近乎。邓工以前曾搞过一个三相电弧炉改造项目，项目是搞成了，但并没有引起院里面的重视，这自然又引发邓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时候我要靠稿费补贴家用，正好要写一篇关于钢铁行业节能方面的文章，于是就把他这个项目写进去了。捧着撒发着油墨香的冶金节能，邓工的“耿直”发挥到了极点，大声说：“这就叫墙里开花墙外香！”

    “耿直”够了之后，才发现作者就是墙里的同事。于是邓工拉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邓工说，郑康平夫妇是他大学同班同学，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文革中被整得够呛，连女朋友都差一点吹了。邓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干部，并且很讲义气，在郑康平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大帮助与鼓励。改革开放后，郑康平的海外关系反而成了资本，现在由他舅舅投资，在深圳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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