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不乐意了。
你想打就打,想谈就谈,怎么啥都是你有理了。
雍熙北伐结束后的同年十二月,宋朝与辽国又发生了两场大战。
第一次是986年的君子馆之战,宋军损失数万人马。
第二次是土磴寨之战,这一次宋朝找回了点颜面,杀敌两千,俘虏五百。
三场惨败,驴车皇帝耗尽了太祖留下来的全部精锐,堪称大宋败家子的存在。
从此以后太宗皇帝虽然嘴上很硬,要励精图治收复燕云十六州。
别当真,好面子罢了。
后世总结出:“北宋缺将,南宋缺相。”是有道理的。
无论是曹彬、潘美、米信还是田重进,又或者李继隆都不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帅才。
之所以造成“北宋缺将”这种局面,这一点倒是跟太宗皇帝没有太大的关系。
太祖皇帝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自立建立北宋,结合五代十国骄兵悍将拥兵自重的弊端。
为了避免宋朝成为第六代,只能弱化武将的权力。
“杯酒释兵权”,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被剥夺兵权,辞职回家养老,从此北宋便没了帅才。
加上乌烟瘴气的西北局势,让太宗皇帝心灰意冷,从此再也没有刚刚即位时候的意气风发。
(或许,慢慢接受平凡的自己也是挺好的。)
从太宗后期开始,朝廷上下包括皇帝在内,都形成了一种风气,俗称鸵鸟政策。
战争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战争的本质是政治的延续。
三次大战,三场惨败。
彻底耗尽了太宗皇帝的雄心壮志。与其说败于军事,不如说败于政治。
第一次讨伐伐辽,太宗皇帝趁着收复北汉之余威,想乘胜收复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的幽云十六州。
在钱不到位的情况下,将士们对此并不上心,消极应战,第一次北伐黯然收场。
七年之后,太宗皇帝准备数年之久,不惜调回胜利在望的西北精锐,倾全国之力再度出兵北伐。
这一次,雄心壮志被曹彬等平庸的将军们蛋碎一地。
惨败于岐沟关,折了演义中的名将杨业。
北宋缺将的短板被展露的淋漓尽致。
事实上,在雍熙北伐之前,满朝文武就对收复燕云十六州没有太大的兴趣。
朝臣们的心思是收复了又如何,关我何事?对我有何好处?还不如在家喝酒撸串,左一个明艳动人,右一个沉鱼落雁,岂不快哉。
什么收复失地,一雪前耻,关我鸟事。
五代时期中原皇帝轮流做,53年13位皇帝,平均在位4年,走马灯似的换皇帝。
大臣们也不傻,给谁打工不是打工?
这就是五代时期大部分官员的心理态度。
至于说头铁的,都被拉出去砍了,砍一人送全家。
在这种人人只为自己的环境下,文官们到处鼓吹和平相处的好处,武将也不愿再去拼命。
有好日子不过去玩命,傻子才干这事。
当然这话是不能明说的。
文人嘛,变变花样找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这都是常规操作,这都是基本功。
什么我朝立国不久陛下要施行仁政,不可穷兵黩武。
当以休养生息,让百姓们安居乐业为重。
至于说收复失地那也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
在这种强悍的理由之下,太宗皇帝也只能默许。
“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门前双节国人嗟。”
冯道在接受石敬瑭的命令出使辽国之前写下了这首诗。
或许这就是一个有抱负的文人心酸而又无可奈何的表现吧。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这首诗或许能把冯道的内心思想表达一二。
但,“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这种思想根深蒂固。
到了宋朝,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更怒斥他为“奸臣之尤甚者”。
如果真这样,五代十国合起来七十二年,人人都追随前朝皇帝而去,人早都死光球了。
冯道历任五朝三入中书,居相位二十余年,共服侍10位帝王。
冯道历经:桀燕皇帝刘守光、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从原、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十朝。
基本在每朝都受到重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十朝元老”。
反过来推,冯道如果真的是个大奸臣,那么五代时期这么多皇帝都敢用他?难道这么多皇帝都是傻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