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好,如何脱胎换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何不怕吃苦,狠斗私字,学习毛主席著作,编一大套。农村干部也很精明,完全知道用哪些话就能把这些来找茬的人唬弄走。然后又把我写得密由麻麻的工作日记往桌上一摆,院里的人无话可说。这样,既躲过运动又干了业务。农村是我一张大政治保护伞,没有这伞我什么也做不成,当然,为了这伞我必须加倍努力为他们干,可是这正是我要干的呀,我这是一举两得。你说我做得妙不妙?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生命和事业都经不起挫折,必须善于保护自己。我很清醒,总不去开会也会遭到院里反感,万一惹恼他们也很麻烦。有些重要的会,比加传达中央文件呀,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呀,大会或重要的会呀,我准去。分寸要掌握得合适。有时回城时,就到单位个别关系不错的同志家里串门,摸摸情况,政治上的大情况必须要心里有数,没数也要出问题。有时你不找它,它还找你呢!关键是不能陷进去。非要写大宇报表态时,决不能提具体人名;对人事问题要装糊涂。叫我揭发,我就说:"我和谁都不接近,不知道问题怎么揭呢?"两派对立时,有人拉我加入一派,我说:"我糊里糊涂的,弄不好成不了事,反绘你们坏事。"这也躲过去了。我尽量把自己搞成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开会时从来都坐在墙旮旯很少和人谈话,甚至很少用眼睛看人,你看人一眼,人家就会注意你。叫别人忘掉我才好。我给人的印象确实是胆小怕事,糊里糊涂,政治上无所作为,正好!这也正是我精心设计,自我塑造的形象。郑板桥有四个字:难得糊涂。当然这是一种表面的装傻卖呆。可是不少人看上去不糊涂,很精神,搞起运动来拼命表现自己。但从中国的政治看,这不过一时出出风头而巳。你爬上去,别人就盯住你了。赶到政治上风向一变,必然想法把你打下来,最有力的打法是借用政治罪名。碰上一下,就不得了,好像车祸,伤筋动骨,几年里缓不过来。人生很短,有三次两次一辈子就报废了,最后一事无成。
尽管我很清醒,很谨慎,也出过一次事。七五年,市里农办的头头忽然说,松根松土是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提出来的,是无产阶级治田方针,现在有人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抗,主张懒汉种地,不锄草,不耘土,查查谁搞的?查来查去查到我身上。这就是我前边说的,你不找它,它找你。吓得我几夜睡不着觉,心想这回该完了。多亏县里出面说,除草剂是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虽然不锄草,可是使用除草剂后地里没草了,产量非常高,我们贫下中农欢迎!市里派下人来一看,果然如此,这才不了了之。这是我十年中唯一碰上一次大麻烦。可有惊无险,也算不上一个"情节"吧!
现在有人说,我是最幸运的一位科学家。"文革"中没挨整,也没中断业务。现在赶上好时候,走运。这是从外部看我,并不理解我的内心。七九年我国科学回到正轨,我跑到国外一看,吓一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多远!我国80%人口拴在田地里,搞农业科研的人数少得可怜。很多地区还是靠天、靠经验、靠原始的生产方式种田。而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8%到5%,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术,搞艺术,受教育。从我的专业眼光看,我国现在耕地是十六亿亩,算上有些地区一年两产,差不多二十一亿亩。一年锄三次草,需要三个人工,全国每年人工锄草需要六十亿人工,每个工按五块钱算,就是一百八十亿元。这是多大一笔财富,这笔巨大财富的浪费难道不压在我们科研人员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几个科研人员顺顺当当过来的?除去当时国防任务保护了一批科学家,在社会上的几乎都成了攻击目标。有的一蹶不振,沉沦下去;有的中断业务多年,信息闭塞,现在接都接不上气了。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的特别恩赐,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精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尽管我没跌跤,还算一个"成功者",但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拿你写小说来说,就是没高xdx潮,没起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强有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了,自己却消失了。你尝过"没有自己"的滋味吗?这是种很深刻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事情干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一辈子对社会对国家毫无贡献,岂不更可悲!为什么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这么难被理解,总是处在这种可怜巴巴的境地?国家呵,我对它的感觉很奇怪。一会儿觉得它很具体,很神圣;一会儿觉得它很空,很无情一次,我还有种非常荒诞的感觉,觉得国家被一小块一小块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层层很多人手里,你和它有距离。你说是吗?这又是为什么?
***在封建传统中,国家的主宰者就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