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楚

    1966年男32岁u市c县某中学语文教师

    我天生有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祖祖辈辈留给我的两个字——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菜单"——两个弟弟被我连累死了——这家训上依然没有一句话能说清楚

    我是个悲剧性格，就是说性格决定我这个人必然走向悲剧，因为我天生有一种上当受骗的素质。更可悲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受骗了，还说不清楚，咋回事呢？因此我常常陷入痛苦，自己和自己找别扭。我恨我的性格，却又无法摆脱。为这个，我很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

    小时候，一次，我看嫂子很辛苦，给她挑水。那时我多高？水桶上不是一个钩儿、两个环儿吗？我挑起来，水桶底将将就就不蹭地面。两桶水压得我膀子生疼，走起来趔趔趄趄；我必须穿过邻人家的堂屋才能到我嫂子房前。我摇摇晃晃走过那家时，他们大人就上来说：

    "二兄弟真能干，还抓时候给我们挑水，快接着，接着。"

    说着提过水桶，把水倒进他们缸里。

    我呢？傻站着。不好意思说："我不是给你们挑的。"照我们地方的土话说，这叫面矮。可是，我心里明白——他们使这法子占我便宜。明白为什么不说呢？这话多平凡、多普通，怎么就说不出来呢？但我当时就是没这种语言。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不恨他们，恨我自己。这就是那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吧！以后我在政治上吃亏，受挫折、委屈，也是缺少这么这么一种概念，一种语言，一份脑子？究竟缺什么，我说不清楚。

    这是我第一次上当，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不清楚。

    我们村头停辆独轮车，一边架一个筐，卖甜瓜。围了一些人买甜瓜吃，

    甜瓜五分钱一个，我交了五分钱一张票子，买一个，站一边吃。正吃着，卖甜瓜的说："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钱了吗？"大概他没记住我交钱了。

    我说我交了。卖甜瓜的指指钱盒子里的票于说："哪张是你的。"

    盒子里都是五分钱的票子，我看一张像我交的，就指着这张说："这一张。"

    不料旁边一个吃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觉得满盒子的钱都一个样儿，便随便又指一张说："这张。"

    要命的是，另一个买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呀，中间还有个裂口，你这孩子咋瞎赖账呢。"

    这时我就把自己放在诈骗人的位置上了。卖瓜的、买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责我，我说不出话来，好像我真的骗瓜吃，脸烧得慌。

    有个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说话了："你这卖瓜的，咋不依不饶呢，谁家孩子不想吃个甜瓜？兴许大人不给钱，吃个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说的！"

    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诈骗"肯定得更结实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当时我只觉得委屈，倒没想到名声什么的。过几年，一个邻居跟我母亲吵架，骂道："你们这家人，吃甜瓜都不给钱。"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着这恶名。我气得原地直蹦，不住地一声声"呵、呵"地叫，就是说不清楚。急得我一头朝井台撞去，要不是嫂子一把抓住我那时就完了。这便是我前头说的，我小时候就有自杀的念头。就为了这个说不清楚。

    再说一件事。

    秋天里我背个筐从小河沟路过，看见水里忽悠悠打浑儿，知道水里有东西，便撂了筐，脱鞋下水一摸，是个螃蟹。小孩子治不住这家伙，一逮它就一夹我。这会儿赶车的李大头路过，我说："有个磅蟹！"他说："你别动，我来！"停了车，下水一抓就抓上来。他提着大活螃蟹笑呵呵说："拿它下酒了！"上车就走了。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也是没这个概念，没这种语言——"我发现的，应该是我的！"乡下孩子就这么简单，眼里没坏人，可是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很生气，这不是欺侮一个孩子吗？我对李大头有了认识可是总觉得这里边还有更深的东西，是啥东西？我还是说不清楚。但小孩子是不能骗的，你要是骗了他，等他长大一旦明白过来，你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不见得是报复，而是你在他心里毁灭了。这比你死了还糟！

    祖祖辈辈留给我灵魂里的东西太多也太少。找来找去只有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几乎把我的灵魂占满。它就是：忍和善。

    什么是忍呢？忍字是心字上边一把刀。刀插你心上还不吭声，就是忍。善呢？祖辈说善是人的天性。

    后来我发现：忍宇很顽固，直到今天我也扔不掉它。善，很软弱，有了变化，相反的东西从我身上冒出来了。我清楚地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时我十几岁，跑到镇上去玩。空场上搭个大戏台，像要唱戏。下边卖炸豆腐的、串糖葫芦的、烤山芋的啥都有。后来机关单位成群结队地来，闹个拉歌，这边唱段团结就是力量，那边就唱段嘿啦啦啦。镇长一上台，气氛就变了。他头戴小毡帽，身穿小棉袍，讲话像喊，一句一弯腰。我忽然瞧见一边空地上埋着孤零零五根木桩子，旁边的告我说，这是预备枪毙人时绑人用的。我马上想到农村流传的一本书——玉历宝钞上边画的小鬼绑人的木桩子，把人绑上，再把舌头拉出来割掉——我心里就特别恐怖。

    不会儿，大马车把罪犯运来。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令箭形状的大签子，上头用墨笔写上名字，再用红笔点个点儿；也许是画条杠或打个十叉，看不清楚，只觉得血红血红的一块，头一次感到红色恐怖，后来文革搞红海洋叫我心里打激灵，那感觉就是从这时候埋下的。当把这些罪犯拉下车时，个个大白脸，眉毛眼睛出奇的黑，大概叫白脸比的。顿时吓得满场小孩子们乱跑，喊爹叫妈。也许这些犯人罪恶累累，该枪毙。可是我挺同情这些人，大概出于小孩子的善性。尤其一个上台控诉的小伙子解下皮带抽得他们个个满脸鲜血时，我更觉得他们可怜。但随着这小伙子一下下抽，全场响起一声声喊打，声音愈来愈大，愈齐，愈鼓动人心。拳头一齐向前挥，身子一齐向前倾，上千人都一个姿势。我不知不觉也跟着挥拳喊打，打！打！打！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仇恨来了。一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

    后来反胡风时，一搞大批判，我真恨胡风；听说胡风被抓起来，我又有点同情他。每次运动都这样，只要大批判，恨劲就来，都是真情绪；只要一斗人，又同情，总这么反反复复，你说这是咋回事，我说不很清楚。

    我被打成右派的事，更难说清楚。这原因太简单，甚至太无聊。那时我上大学一年级。鸣放时，同学们揭发说有个工友人特别好，但后勤主任霸道，丢了东西说他偷的，一天这工友不见了，原来自杀了。学生闹着要给这工友开追悼会。我首先表示同意，一个好人被逼死，为他伸冤呗！其实我根本不认识这工友，他是我入学前一年自杀的，这是我的一种善性，或是一种见义勇为吧！但党小组不同意，意见发生分歧。没过些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工人阶级说话了！，开始反右。就为这事，把我弄成个右派。对，就这么简单，无聊。可是它成了我几十年家破人亡的祸根、祸源。

    我不想说当右派这二十多年肉体的苦。扛大麻袋，做苦工，挨揍，不算什么。精神折磨远比肉体折磨难受得多。比如说，我在校三年没有玩笑。没玩笑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你尝过吗？人特别需要玩笑，没有玩笑，人的关系都处不好。在食堂大家排队买饭时，说说笑笑，插科打浑，你奚落奚落我，我奚落奚落你，多好！可是人家一看你右派，脸上的肌肉沉下来。有时我特别想奚落奚落别人，也特别想有别人奚落奚落我，但不行。没人敢这么对我，我也更不敢这么对人家。不被人奚落，反而是一个人失去自己权利，包括自尊心和尊严的表现，你能体会到吗？你说这痛苦有多深！

    没人理我，我便爱上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可不管你是不是右派，你自言自语地奚落这些人物全没关系。那时的小说大多写好人好事，现在看就很浅薄了，可当时看还挺振奋人心。一天晚自习，我看小说入了迷，完全忘记自己是右派了。支部书记来了，他有事要对同学们传达，就忽然吼一嗓子："右派分子全滚出去！"听他一吼，我才清醒自已是谁。我们几个右派学生赶紧退出教室，叽哩咕噜的，那份狼狈，那份慌张，那种对人的伤害说到对人的伤害，这是现在的认识。当时并不觉得，好像自己天经地义就是右派，就是人下人，三等公民，慌慌张张滚出教室时，就像自己撵自己一样。

    在我们这些右派学生之间，开始处得还好，同命相怜吧！但人们总伤害这些人，渐渐我们互相也不尊重了，甚至对自己也放松了。学习对对付付，穿戴邋邋遢遢，说话骂骂咧咧，都不在乎。我们打扫厕所，人家进来拉完尿完扬长而去，你就得给人家弄屎弄尿，还拿自己当回事儿？我特别能理解犯人之间为什么爱打架。

    我不想说他们怎么折磨我，可我想问，我知道自己怎么狠起来的，但他们究竟都是怎么狠起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吗？他们刚生下来总不会这么狠吧。我料他们说不清楚。

    我有个内疚必须告诉你——

    为了我这个右派，还搭上我两个弟弟。我们哥儿五个，死的这两个是三弟和四弟。先说我三弟。

    我后悔本该把右派这事告诉他。我校打成右派那年放寒假回来过年，背着个右派心里不是滋味。你想，我家就出我这一个大学生，家里人待我分外的好，愈待我好，我就愈不敢告诉他们；憋不住时就偷偷告我弟弟了。我弟弟脾气很拗，又楞头楞脑，用我们地方的土话说，叫"恶冲"。他是县供销社的营业员。他听了后情绪不好，以后就总找茬跟领导打架。领导说："我要也把你打成右派。"我弟弟说："我不信。"这就抓他几句落后话，真的给他弄个右派。

    他才十八岁呀。你现在找个十八岁的，啥样呀？比大人还灵。可那时十八岁跟小孩子差不多。一打他，他更上劲了。就跟另外几个也定成右派的年轻人闲话时说，咱没好了，弄条小船跑走吧。这几句话叫人告发了，给揪出来，天天跪在供销社的桌上大伙斗，脑袋上顶个大灯泡烤得哗哗流汗。后来叫公安局五花大绑捆走了，说他"投敌叛国罪"。啥罪？小孩子们扯淡呗！那小船跑到渤海里，一个浪头咋还不掀翻了？再说汪洋大侮，他们知道往哪儿跑？说说泄气吧。

    我一想三弟被五花大绑捆走时那形象，就特别受不了。虽然我根本役看见这一幕，但我能想象出当时那形象。我很明白，就是因为我把右派的事告诉他，才糟蹋了他！直到他死，我也没见他一面。

    六0年，我被分配到县里一所小学教书。那时三弟正关在监狱里，还没判刑。我不能去看他，我是右派，他是反革命，见了面更糟，互相都会罪加一等。一天母亲闹牙，我接她到县医院治牙，在县城正吃午饭当口，忽然一位本家叔叔从村里骑自行车赶来说：

    "你弟弟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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