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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生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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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这位教授是一个老革命干部,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参加了革命。他的生平我不清楚。他初调到北大来时,曾专门找我,请我翻译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论。从那时起,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以后在校内外开会,经常会面。他为人随和、善良,具有一个老干部应有的优秀品质。我们很谈得来。谁又能料得到,在十年浩劫中,我们竟有了“同棚之谊”

    在黑帮大院里,除非非常必要时,黑帮们之间是从来不互相说话的。在院子里遇到熟人,也是各走各的路,各低各的头,连眼皮都不抬一抬。我同这位教授之间的情况,也并不例外。

    有一天,是一个礼拜天,下午被牢头禁子批准回家的“罪犯”各个按照批准回棚的时间先后回来了。我正在牢房里坐着,忽然看到这一位老教授,在一个牢头禁子的押解下,手中举着一个写着他自己名字的牌子,走遍所有的一间间的牢房,一进门就高声说:“我叫某某某,今天回来超过了批准的时间,奉命检讨,请罪!”别的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却是毛骨悚然,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3东语系一个女教员

    她是东语系教蒙古语的教员。为人鲠直,里表如一,不会虚伪。“文化大革命”一起,不知道是什么人告密,说她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也根本没有旁证。大概是因为她对北大那一位女野心家不够尊敬,莫须有的“罪名”浸浸乎大有变成“罪行”之势。当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被勒令劳动的时候,最初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学校东门外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方,拣地上的砖头石块,有一个工人看管着我们。有一天,忽然这一位女教员也去了。我有点困惑不解。我问她,是不是系革委会命令她去的?她回答说:“不是。”“既然不是,你为什么自己来呢?”“人家说我有罪,我就有了有罪的感觉。因此自动自愿地来参加劳动改造了。”她这种逻辑真是匪夷所思。“其愚不可及也。”这是我心中的一闪念。我对于这种类似耶稣教所谓“原罪”的想法,觉得十分奇怪,十分不理解。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她这个人的为人。但是,在我当时的处境中,自己是专政的对象“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我敢说什么呢?

    如此过了一些时候。等我们被押解到太平庄去劳动的时候“罪犯”队伍里没有她。这是理所当然的。焉知祸不单行,古有明训。等我们从太平庄回来自建牛棚自己进驻以后,最初也没有看到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自己心里想。但是,忽然有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从黑帮大院门外连推带搡地推进一个新的“棚友”来,我低头斜眼一看:正是那一位女教员。我这一惊可真不小。我原以为她已经平安过了关。用不着再自投罗网“鱼目混珠”了。现在“胡为乎来哉!”她怎么到这阎王殿来了呢?这次看样子决不是自动自愿的,而是被押解了来的。尽管我心里胡思乱想,然而却一言不发,视而不见。

    有一个牢头禁子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xx华。”

    “哪一个‘华’呀?”

    “中华民国的‘华’。”

    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一个“反革命罪犯”竟敢在威严神圣的、代表“聂”记北大革委会权威的劳改大院中,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为“中华民国”张目,是可忍,孰不可忍!简直是胆大包天,狂妄至极!非严惩不可!立即给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拳足交加,打倒在地。不知道是哪一个有天才的牢头禁子,忽然异想天开,把她带到一棵树下。这棵树长得有点奇特:有一枝从主干上长出来的支干,是歪着长的。她被命令站在这个支干下面,最初头顶碰到树干。牢头禁子下令:

    “向前一步走!”

    她遵令向前走了一步。此时她的头必须向后仰。又下了一个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时树干越来越低,不但头必须向后仰,连身子也必须仰了。但是,又来了一个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时树干已极低。她没有练过马戏,腰仰着弯不下去。这时口令停了。她就仰着身子,向后弯着站在那里。这个姿势她连一分钟也保持不了。在浑身大汗淋漓之余,软瘫在地上。结果如何,用不着我讲了。我觉得,牢头禁子把折磨人的手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然而,这一位女教员却是苦矣。

    一夜折磨的情况,我不清楚。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看到她面部浮肿,两只眼睛下面全是青的。

    4生物系党总支书记

    我在北大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校内会很多。因此,我早就认识这一位总支书记。我们可以算是老朋友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劫难逃,是天然的“走资派”所以在第一阵批走资派的大风暴中,他就被揪了出来。第一个六一八斗鬼,他必然是参加者之一。在这一方面,他算是老前辈了。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拥护那位“老佛爷”的“造反派”生物系特别多。在黑帮大院的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也因而占绝对优势。我可是万没有想到,劳改大院建成后,许多“走资派”在被激烈地冲击过一阵之后,没有再同我们这一批多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牛鬼蛇神”一起被关进来。这一位生物系总支书记却出现在我们中间。

    大概是因为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多,他就“沾”了光,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详情我不清楚,不敢乱说。我只看到一个例子,就足以让人毛发直竖了。

    有一天,中午,时间大概是七八月,正是北京最炎热,太阳光照得最—用一句山东土话—“毒”的时候,我走过黑帮大院的大院子,在太阳照射的地方,站着一个人:是那位总支书记。双眼圆睁,看着天空里像火团般的太阳。旁边树荫中悠然地坐着一个生物系学生的牢头禁子。我实在莫明其妙。后来听说,这是牢头禁子对这位总支书记惩罚:两眼睁着,看准太阳;不许眨眼,否则就是拳打脚踢。我听了打了一个寒战:古今中外,从奴隶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试问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惩罚?谁要是想实践一下,管保你半秒钟也撑不下来。这样难道不会把人的眼睛活生生地弄瞎吗?

    此外,我还听说,没有亲眼看到,也是生物系教员中的两位牛鬼蛇神,不知怎样开罪了自己的学生。作为牢头禁子的学生命令这两位老师,站在大院子中间,两个人头顶住头,身子却尽管往后退;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够站着,就全靠双方彼此头顶头的力量。

    类似的小例子,还有一些,不再细谈了。总之,折磨人的“艺术”在突飞猛进地提高。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专著。如果年久失传,实在是太可惜了。

    5附小一位女教员

    这个女教员是哪个单位的,我说不清楚了。我原来并不认识她。她是由于什么原因被关进牛棚的,我也并不清楚。

    根据我在牛棚里几个月的观察,牢头禁子们在打人或折磨人方面,似乎有所分工。各有各的专业,还似乎有点有条不紊,泾渭分明。专门打这位女教员的人就是固定不变的。

    有一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女教员胳臂上缠着绷带,用一条白布挂在脖子上。隐隐约约地听说,她在前几天一个夜里,在刑讯室受过毒打,以致把胳臂打断。但仍然受命参加劳动。详细情况,当时我就不清楚,后来更不清楚。当时,黑帮们的原则是,事不干己,高高挂起。我就一直挂到现在。

    6西语系的一个“老右派”学生

    这个学生姓周,我不认识他,平常也没有听说过。到了黑帮大院,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既然叫“右派”而且还“老”可见这件事有比较长久的历史渊源了。在中国,划右派最集中的时期是一九五七年。难道这一位姓周的学生也是那时候被划为右派的吗?到了进入牛棚时,他已经戴了将近十年的右派帽子了。这个期间他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完全不清楚。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满面蜡黄,还有点浮肿,头发已经脱落了不少,像是一个年老的病人。据说他原是一个聪明机灵的学生。此时却已经显得像半个傻子,行动不很正常了。我们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受到十分严重的折磨的结果。这无疑是一个人生悲剧。我自己虽然身处危难,性命操在别人手中,随时小心谨慎,怕被不吃素的长矛给吃掉;然而看到这一位“老右派”我不禁有泪偷弹,对这一位半疯半傻的人怀有无量的同情!

    可是在那一批毫无心肝的牢头禁子眼中,这位傻子却是一个可以随意打骂,任意污辱,十分开心的玩物。这样两只腿的动物到哪里去找呀!按照他们的分工原则,一个很年轻的看上去很聪明伶俐的工人,是分工折磨这个傻子的。我从没有见过这个年轻工人打过别的“罪犯”独独对于这个傻子,他随时都能手打脚踢。排队到食堂去吃饭的路上,他嘴里吆喝着又打又骂的也是这个傻子。每到晚上,刑讯室里传出来的打人的声音以及被打者叫唤的声音,也与这个傻子有关。我写回忆录,有一个戒条,就是:决不去骂人。我在这里,只能作一个例外,我要骂这个年轻的工人以及他的同伙:“万恶的畜类!猪狗不如的东西!”

    有一天,我在这个傻子的背上看到一个用白色画着的大王八。他好像是根本没有家,没有人管他。他身上穿的衣服,满是油污,至少进院来就没洗过,鹑衣百结。但是这一只白色的大王八却显得异常耀眼,从远处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别人见了,有笑的权利的“自由民”会哈哈大笑,我辈失掉笑的权利的“罪犯”则只有兔死狐悲,眼泪往肚子里流。

    7物理系的一个教员

    这个教员是北大心理系一位老教授的儿子,好像还是独生子。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他的一条腿短一截,走起路来像个瘸子。

    我从前并不认识他。初进牛棚时,甚至在太平庄时,都没有见到过他。我们在牛棚里已经被“改造”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是中午过后不久—我在这里补充几句。牛棚里是根本没有什么午休的。东语系那位老教授,就因为午饭后坐着打了一个盹儿,被牢头禁子发现,叫到院子里在太阳下晒了一个钟头,好像也是眼睛对着太阳—,我在牢房里忽然听牛棚门口有打人的声音,是棍棒或者用胶皮裹起来的自行车链条同皮肉接触的声音。这种事情在黑帮大院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天能有许多起。我们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了,引不起什么感觉。但是,这一次声音特别高,时间也特别长。我那麻木的神经动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向棚口看了看。我看到这一位残伤的教员,已经被打倒在地,有几个“英雄”还用手里拿着的兵器,继续抽打。他身上是不是已经踏上了一千只脚,我看不清楚。我只看到这一位腿脚本来就不灵便的人,躺在地上的泥土中,脸上还好像流着血。

    他为什么这样晚才到牛棚里来?他是由于什么原因才来的?他是不是才被“揪”出来的?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一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虽然也像胡适之博士那样有点考据痞,但是我不想在这里施展本领了。

    从此以后,我们每次排队到食堂去吃饭时,整齐的队伍里就多了走起路来很不协调的瘸腿的“棚友”

    关于牛棚中个别人的“花絮”如果认真写起来的话,还可以延长几倍。我现在没有再写的兴致,我也不忍再写下去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希望读者自己慢慢地去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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