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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活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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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个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艰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长达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异常容易,也就异常快活,让爬山者疲惫的身体顿时轻松下来,因此名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攀登,其艰苦惊险的程度远远超过攀登泰山南天门。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场革命的攀登者。可是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大约有半年多的一段时间,我却觉得,脚下的路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尽管全国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巨大无比的风暴所席卷,我头上却暂时还是晴天。在经过了第一阵艰险的风暴以后,我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心里异常喜悦,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从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学家喜欢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与此有牵连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我可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后,情况变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粗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队伍不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运动,地位正倒转过来。人们的地位千变万化,简直像诸葛武侯的八阵图,令人眼花缭乱,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当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谈到的帽子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地位问题。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宁。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着人民的招牌,逍遥起来了。要知道,在当时,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如果处在鸿沟这一边,在人民的这一边,许多事情都很好办,即使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划到对岸去,成为敌人,那就会有无限的麻烦,即使夹起尾巴,处处谨小慎微,决不敢乱说乱动;可是一时不慎,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比如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或者倒转过来,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

    但是划分敌我,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呢?我真有点说不清楚。我的脑筋简单,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暂时处在鸿沟的这一岸;但是却感觉到,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鸿沟的对岸。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原来是东语系的系主任。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了。是免职?是撤职?谁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着搞清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当时的行动方针。至于什么叫“革命”什么又叫“造反”?也没有人去追问。连堂堂的国家主席,也不用经过任何法律就能够拉出来批斗。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不过等于一粒芝麻、绿豆,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我虽然失掉了那一顶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帽,头上却还没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这时候,学校里已经派来了“支左”的军宣队。每一个系都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和军官。系里的“造反派”也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造反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专就东语系而言,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些自命为出身好的教员和学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缠上一块红布,这就算是革命者的标志。所谓出身好,指的是贫下中农、革命烈属、革命干部、工人。这些人根子正,一身红,领导革命,义不容辞。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反对过陆平的人。他们觉悟高,现在来领导革命,也是顺理成章。我记得,戴红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一种人。臂章一戴,浑身红透,脸上更是红光满面,走起路来,高视阔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为什么第二种人不能戴红臂章,我不清楚。这是他们革命家内部的事,与我无干,我也就不再伤脑筋了。我奇怪的是,好像还没有人像当年的阿q那样,别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也可见,这些革命家的觉悟有多么高了。只有革命干部的子弟有点玄乎。虽然他们比别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红绸子来做,别人只能带红布的;但是他们的地位却不够稳定。今天他们父母兄姐仍在当权,他们就能鹤立鸡群,耀武扬威;明天这些人一倒台—当时倒台是非常容易的—,他们的子弟立刻就成为“黑帮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边站了。

    所谓反对陆平,是指一九六四年在社教运动中,北大一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当时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有严重问题,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路线。于是群起揭发,一时闹得满园风雨,乌烟瘴气。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越揭发越觉得可怕,认为北大已经完全烂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干这些蠢事的,幻想这样来保卫所谓的革命路线。我是幼稚的,但是诚实的,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个人打算。专就个人来讲,我同陆平相处关系颇为融洽,他对我有恩而无怨。但是,我一时胡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思想。后来中央出面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陆平平反,号召全校大团结,对反对过陆平的人,连一根毫毛也没有碰。我经过反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到了一九六五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我经过了首次冲击,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个阶段。后来军宣队进了校,东语系干部队伍重新组合。我曾经是反过陆平的人,按理说也应该归入“革命干部”队伍内;但是,据说我向陆平投降了,阶级立场不稳,必须排除在外。那几个在国际饭店坚持立场,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人,此时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当了东语系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有的甚至晋升到校革命委员会中,当了领导。我对此并无意见。但是,我仍然关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较要好的革命小将偷偷告诉我。他看到军宣队的内部文件,我是被排在“临界线”上的人。什么叫“临界线”呢?意思就是,我被排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人民这一边。再往前走一步,就堕入敌我矛盾了。我心里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的处境真是危险呀。喜的是,我现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阴阳界那一条白线这一边,向前走上一寸,就堕入万丈悬崖下的黑龙潭中去了。

    此时,全国革命大串联已经开始。反正坐火车不花钱。于是全国各地的各类人物,都打着“革命”的旗子,到处旅游。所有的车站上都是人山人海。只要有劲,再耍上一点野蛮,就能从车窗子里爬过人墙,爬进车厢,走到愿意到的地方去。上面有人号召说,这就是革命,这就是点燃火炬。结果全国一团混乱,到处天翻地覆。有人说,这叫做“乱了敌人”一派胡言乱语,骇人听闻。是自己乱起来了。如果真有敌人的话,他们只会弹冠相庆。我觉悟低,对于这一套都深信不疑。

    北京大学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到了此时,更成了革命圣地。每天通过大串联到燕园来朝圣的,比“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更多了不知多少倍。来的这一批人据说是什么人的客人。不但来看,而且还要来住,来吃。北大人怎敢怠慢!各系都竭诚招待,分工负责一座住满了“客人”的楼。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临界线的这一边,为了感恩图报,表示自己的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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