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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六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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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口村虽然是一个僻远的山村,风景秀丽,居民和善。但是也决非世外桃源。我们来这里是搞阶级斗争的。虽然极左的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别的地方一样,决不是没有问题的,搞一点“阶级斗争”看来也是必要的。我们哪里想到,在我们在这里搞阶级斗争的同时,全国范围内已经涌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这一场风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学。

    这一点我们最初是不知道的。我们僻处京郊,埋头社教,对世事距离好像比较远,对大自然好像是更为接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同过去任何一个春天一样,姗姗来迟。山村春来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终于陆续绽开了蓇葖,一片粉红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们的活动,从表面上来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静。然而从报纸上来的消息,从外面传进来的消息,知道一场大的运动正逼近我们。北京大学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此时我们虽然不在学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风骤雨前浓云密布那样,也正在酝酿着什么,我们心里是有底的。只不过是因为身居郊外,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而已。

    五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中央接二连三地发出一些文件,什么“5。16通知”之类。事情本来已经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经说到,我脑袋里最缺少政治细胞,缺少阶级斗争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阳光中,在繁花如锦的环境里,懵然成为井中之蛙,从来没有把这一场暴风雨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此时城里的燕园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城里回来的人中得知学校里已经开了锅。两派(或者说不清多少派)之间争辩不休,开始出现了打人的现象。据说中央派某某大员到北大去,连夜召开大会,想煞住这一股不讲法制、胡作非为的歪风。听说,在短时间内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过了没有几天,到了五月二十五日,那位“老佛爷”纠集了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要干什么?”立即引起了两派人的辩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听说在大饭厅附近,争辩的人围成了圈子,高声嚷嚷,通宵达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参加。好像是一块巨石击破了北大这块水中天,这里乱了套了。

    这一张大字报的详细内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立刻就感觉到,这是校内社教运动的继续、的发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谓“国际饭店会议”上,反陆平的一派打了一个败仗,挨了点整。按照我们最近多少年来的运动规律,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准备整别人了。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那一张大字报,还附上了什么人的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反正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这好像钉子钉在案板上,铁定无疑了。我们南口村的人当然也议论这一张大字报;可是并没有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派,只不过泛泛一谈而已。此时校园内的消息不断地陆陆续续地传了过来,对我们的心情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干扰,我们实在是不了解真实情况,身处山中,好像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轻雷,不见雨点,与己无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还颇有一点怡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东语系在南口村参加社教的师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总支书记,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都是被整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当权派”所有的当权派,除了最高层的少数几个天之骄子以外,几乎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神秘莫测的中国语言把它缩简为“走资派”)。在南口村,东语系的走资派和一般教员和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我们这两位走资派“难得糊涂”宛如睡在甜甜蜜蜜的梦中,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悬崖边上,下临无地,只等有人从背后一推,立即能堕入深涧。而个别推我们的人此时正毕恭毕敬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摇着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只哈叭狗。

    没有想到—其实,如果我们政治嗅觉灵敏的话,是应该想到的—,六月四日,我们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我们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无书籍,二无细软,几床被褥,一个脸盆,顺手一卷,立即成行,挤上了学校派去的大汽车。住了七八个月的南口村,现在要拜拜了。“客树回看成故乡”要说一点留恋都没有,那不是实情。心头也确实漾起了一缕离情别绪。但是,此时有点兵荒马乱的味道,顾不得细细咀嚼了。别人心里想什么,我不清楚。我们那一位总支书记,政治细胞比我多,阶级斗争的经验比我丰富。他沉默不语,也许有点什么预感。但是此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子。我虽然心里也有点没底儿,有点嘀咕,我也没有时间考虑太多太多。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一次回家,却好像是走向一个terra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到了燕园。我原来下意识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员和学生来迎接我们,热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们毕竟还是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还没有什么人罢我们的官嘛。然而,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内林荫大道上,横七竖八,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就要挤满了自行车。真是洋洋大观,宛如自行车的海洋。至于校内的人和外面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真好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我们的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难行。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好像是几点水珠汇入大海的波涛中,连一点水花都泛不起来了。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简直都是想入非非,都到爪哇国去了。

    据说从六月一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般涌进燕园。在“马列主义”信徒们眼中,北大是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超过了西天灵鹫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涤除身体上和灵魂中的一切污浊,一切罪孽。来的人每天有七八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先是附近学校里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的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本地的市民当然是当仁不让,也挤了进来凑热闹,夹在里面起哄。这比逛天桥要开心多了。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还布满了大小字报,内容是一边倒,都是拥护“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五光十色,喧声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余,也挤进了人群。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批斗,没有拳打,没有脚踢。我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暂且逍遥一番。一同回来的那一位总支书记,处境却不美妙。一下车,他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走资派”罪有应得。从此以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我就没有再见到他。我在外文楼外的大墙上,看到了一大批给他贴的大字报,称他为“牧羊书记”极尽诬蔑、造谣、无中生有、人身攻击之能事。说他是“陆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骁将,急先锋。陆平的日子当然更为难过。他是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点了名的人,是祸首罪魁,是钦犯。他的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日夜不停地批斗,每天能斗上四十八小时。批斗的场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拥着站在短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主持批斗的人罗织罪名,信口开河。此时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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