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文胆陈布雷之死

    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突然自杀身死，乃是蒋政权在风雨飘摇之际，极为震惊人心的消息。蒋介石为死去的左右手题了“当代完人”横匾，然而完人为什么会这样地完蛋了呢？陈布雷之死为什么会引起震撼呢？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看他脸蛋胖嘟嘟的，戏呼他是“面包孩儿”由面包而英文bread，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他就干脆叫陈布雷了。他生在一八九〇年（清朝光绪十六年），十五岁（一九〇四）中秀才。十七岁（一九〇六）时候在宁波府中学堂念书，因为闹学潮，自动退学。二十二岁（一九一一）在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民国成立后，曾加入同盟会，从事教育与新闻工作。自一九二七年春在南昌初见蒋介石，加入国民党后，成为蒋氏身边极为显赫的人物。

    陈布雷的显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党中央要职，而在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头子，得到蒋之信任，他从三十八岁到五十九岁，前后二十一年间，一直是蒋介石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地位，他的显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里说：“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做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像军机大臣那样，处理最高当局的一切机要事件和棘手事件。（参阅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陈布雷身为“军机处”的头头，他的显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介石的文胆。蒋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这种“两位一体”的君臣关系，在民国史上是颇为罕见的。

    在陈布雷死后两周年，国民党内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说他“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南京”这种“心脏病突发”的说辞，显然是瞒天过海的。但这一瞒天过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所刊载：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明明是自杀，却说“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为什么这样扯谎呢？这原来也是有所本的。陈布雷死前留有遗书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怕“反动派捏造谣言”就先自己捏造谣言，把自杀造成病死了。蒋君章在伤逝集里言及如何发布死讯的困惑，感觉到说谎与自欺欺人的痛苦，又经程沧波、邵力子等人极力反对为了反宣传的宣传。最后治丧委员会决定发布真相，就这样的，四天（十八日）以后的中央日报上，做了大转弯，承认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了：

    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

    陈布雷以死报国

    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大家都知道陈天华是蹈海自杀的，然而国民党虽然总算承认陈布雷是自杀了的，但是对自杀的原因，却有不同的解释，只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这种说法太避重就轻了。事实上，陈布雷的自杀，来龙去脉却不简单，这一来龙去脉，不但国民党有所隐讳，即使陈布雷自己，也是欲说还休，看了他对自己自杀后发新闻的关切，不惜以说谎来掩饰真相，就可思过半矣？选

    陈布雷遗书中，最能引起来龙去脉的索隐的，是他留给蒋介石的信：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敢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

    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载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这封信写得哀婉无比，十足显示出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细看这封信的重点，可归纳出几个脉络：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今春”是指一九四八年春天以来，正是国民党兵败山倒的时候。在这一“目睹耳闻”之下，虽然他一边说“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党国艰危至此”显然是婉转预言什么了。（陈布雷所谓“今春以来”的事，照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所列：“一月九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三月，山东、河南激战。四月，陕北匪军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开封失陷。七月，襄阳失陷。八月，东北匪军进犯热河。九月，济南失陷。十月，长春失陷。十一月，徐蚌会战开始。十一月一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失败主义到处流行，和谈空气极为浓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气爽，京沪交通混乱。”事实与信中所说，正好相反？选）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将最后一命，作为“感激轻生之士”以报知己。

    四、他表示他对“敌人之反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无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负国负公”之“负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证起一些旁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来龙去脉，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蒋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伤逝集）中这样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做最后呈稿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高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陈布雷在电话中跟蒋介石“失态”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态”后第二天，就自杀了。可见他的自杀“传言”中“受最高当局切责”一事，至少有“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效果。蒋君章这里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选

    在给蒋介石的信以外，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最含隐痛，他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怜，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惟心鉴。

    弟布雷谨上十一月十一日

    这信所说，显然是充满了自恨自悔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选“误国之罪，百身莫赎”他在给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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