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黄金十年云乎哉

的宠信，于一九二八年被派往德国购买大量军火，于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时，在战场上死于天花，然已为蒋提供了以军事为导向的经济概念。接替鲍尔的是魏曹将军(generalgeorgewetzell)，于中原大战时，就住在蒋介石的私人火车内，为战役做了重要的策划(见kirby，germanyandrepublicanchina，p.110)，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一九三三年以后，蒋德关系有新的发展，要因各取所需。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主要买主，同时德国于战败之后，大力振兴，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更大力扩充军备，极需向中国以军火交换战略原料，诸如钨、钡、钒、镍、铬，完全取之于中国。早于一九二九年，德国即由中国获得其所需百分之八十八的锑以及百分之五十三的钨。钨为耐高热的金属，在欧战时即被视为极重要的战略物资，而钨与锑都盛产于湖南，难怪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日当蒋介石听到武汉政治分会调动军队，驱逐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时“怒形于色”(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十三)，引发蒋桂大战。李宗仁还以为是他的两个军长得罪了蒋介石之故呢。

    蒋德间军事伙伴关系，如此依存，关系自趋密切，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派遣，实为顺理成章之事。据估计德国顾问在华工作人员有一百五十三名，其中教授博士十五人、将领八人、校官二十四人、高级工程师及技师四十人，此外还有非军人身份顾问。(参阅辛达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的探讨，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四册，页九十三至一o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魏曹将军介绍施克(hansvonseeckt)将军接替。施克将军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庐山与蒋深谈，由朱家骅当译员，得到蒋的信任，被聘为“高级顾问”参与军事、政治、经济事务。普鲁士出身的施将军认为军队乃国家的象征，为政治的工具，以及统治权力的基础，尤与蒋委员长心心相契，积极希望德国顾问协助增强军队的素质，优秀军官的培训，以及建立在蒋一人统一指挥下的国军。当施将军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在牯岭重晤蒋时，蒋盛情款待，并给予每月二千美元的高薪，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蒋之嫡系部队以及军工业就在施顾问的设计下，进行改造，同时组成以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vonfalhausen)为团长的六十一人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新兵。蒋介石邀请德国顾问来华相助的动机，显然是因为仰慕德国的军事体制，及其法西斯主义，引外力以壮大自己的武力。

    在这个背景下，蒋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牯岭与德方订立以中国原料与农业产品交换德国军工业产品的密约，以加强两国关系。但是德方与广东陈济棠的交易，犯了蒋之大忌，并向柏林抗议。结果德国外交部既反对以物易物把军火给两广以触怒南京，也反对把军火输送给南京以触怒日本。由此可见，蒋积极图谋西南，尚有争夺自然资源的原因在，收买陈济棠的飞机起义，绝对是划得来的。地质专家翁文灏于此时受到蒋之重用，亦非偶然的了。蒋介石既定西南，与德国的交易又畅通了起来。一九三六年七月，希特勒的国防部长赖清恼(generalvonreichenau)访华，授蒋宝剑以示敬意，答应军援，甚至政治上的合作，建议中德共同发表反共宣言，可见德国军方的兴趣甚浓，但在日本的压力下，德国外交部持审慎态度。(参阅kirby，germanyandrepublicanchina，ch。v)希特勒更决定与日本共同反苏，并与满洲国往来。一九三七年，孔祥熙驰函希特勒，盛赞德国元首为“我们大家的模范”(摸delforusall)，说希特勒是为国家自由、荣誉与正义而努力的伟大斗士，并代蒋介石致意，但希特勒连信都不回。(见kirby，germanyandrepublicanchina，p.238)

    相比之下，那十年的美蒋关系要平淡得多。美国于欧战之后已洞悉日本崛起于东亚，故有华盛顿会议之召开，意欲加以羁縻，并强调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利益均沾等原则，然而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高涨，在国际舞台上碍手碍脚，难有作为，更不愿逆日帝之鳞，故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违反一九二八年不用武力解决争端之公约，美国仅以温和的“不予承认”处置，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公然违背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美方仍不愿对日方做经济制裁。在此背景下，中美间的官方关系实在乏善可陈。

    宋氏兄妹固有助于中美关系，他们帮助蒋介石了解美国，又为蒋介石游说美国。一九二七年蒋宋联姻以及—九三一年蒋介石受洗皈依基督，大有助于南京政府元首在美国的形象。然而这种良好关系仅限于非官方的民间关系，尤其是基督教会，导致大批传教士来华，其中不少主要人物经由宋美龄的中介，登堂入室，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传教士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他们也希望能改造中国，使中国基督化，甚至美国化，故积极参与乡村重建，办学校、设医院等等，晏阳初搞的定县实验区，尤为样板，多少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建设，然而杯水车薪，并无助于广大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要解决问题，除了需要技术革新外，首须扶助贫农、约束地主。但政府对农民的贷款仅占百分之五，其余仍从高利贷、当铺、地主而来。而蒋介石又一直认为农村的安全靠地主，故实际上是不惜代价扶助地主恢复其威权，对地方乡绅，尤视为反共的支柱。蒋介石拥抱耶稣基督，显然也有其政治目的，除了增饰在西方的形象外，未尝不想借助教义来增强反共的功效，但是由于蒋介石连温和的土地改革都反对，传教士的努力亦只能事倍功半，甚至无济于事。当然，日本的侵略以及发动全面战争，连有限的成绩也付诸东流了。

    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的二月里，亲自在南昌发动闻名一时的“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动，并非偶然，显然要把它作为精神剿共，以配合军事剿共。表面上要唤起民众，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借此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等，实际上蒋介石想借此统一全国意志，服从他的领导，完成“消灭共匪”的使命。关于此一运动的思想渊源，言人人殊，已故美国汉学家赖特女士(marywright)见到蒋介石欣赏曾国藩、胡林翼，便与同治中兴相比拟(见氏著thelaststandofchineseconservatism)，不免失之于偏。其实蒋之思想绝无深度可言，而蒋确是“新生活运动”的始作俑者，他的思想渊源必然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学时所感受到的一点武士道意识，在戴季陶、陈立夫灌输的一点儒家权威主义，在德国顾问影响下的一点普鲁士军国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以及在妻子宋美龄叮咛下的一点基督教伦理。此一大杂烩思想渊源是浮浅的，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也难以补救三民主义之不足。

    然而蒋介石以元首之尊，登高一呼于上，蓝衣社以及其他各种法西斯文化组织推波助澜于下，必然是万众响应。一九三四年搞得十分热闹，一九三五年就有点泄气，一九三六年连蒋氏本人都感到失望，正合左传上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结果是一败涂地。除了思想上的薄弱外，领导大搞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根本把问题看走了眼，无视乞丐、盗匪、贪污、腐化等经济成因，以为完全可以伦理道德来纠正，因而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的习惯等等，但是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全民复兴运动不可能建筑于牙刷、老鼠夹、苍蝇拍之上。”(见thomson，whilechinafacedwest，p.158)宋美龄的说法也很妙，她说中国有的是大米，有人挨饿因不知劳动神圣(见thechineserecorder，66：61～62)，真可说是不知民间疾苦矣，与晋惠帝所谓何不食肉糜，有异曲同工之妙。正由于不切实际、流于浮浅，难有实效，然而蒋氏夫妇亲自领导，政府不能不大力推行，乃强挟整个社会以行，缺乏民众的自发性，推广的范围固然有限，持久力更成问题。

    一九三六年，蒋介石于失望之余，连其本人也失去兴趣，把“新生活运动”交给宋美龄来负责，宋美龄虽请美国传教士帮忙注入“新生命”仍然无济于事，终于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