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日,抵汉口的第三天,驰电蒋介石告知“中央已经决定迁都南京,不日即可来宁开会”要蒋耐心等待。哪里知道蒋已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血腥镇压,史称四一二事件。蒋显因汪离沪赴汉而老羞成怒,悍然单干,以示决裂,他虽身为中常委,既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也没有把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放在眼里,更无参与四中全会和平解决纠纷的诚意。
四月十一日晚,蒋介石命投诚的军阀周风岐派兵严守闸北,当晚杜月笙将总工会会长汪寿华骗到家里,尔后杀之。翌日清晨五时二十分,黑社会控制的中华共进会开始向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纠察队攻击,直到上午十时,三百五十名纠察队被缴械。在浦东的纠察队抵抗最烈,死伤也多。同日下午群众集会市体育场抗议攻击工人,南市聚集了五十万人,海员工会宣布罢工。但是上海的商会却通电庆贺镇压,并歌颂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大流氓头子,摧毁了总工会与纠察队,更希望其他各地效法上海,杀尽共产党。(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页五二八)在租界内的外国势力也颇合作,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千余人,交给蒋介石。然而上海工人仍不知蒋是幕后的黑手,当日还致电南京蒋总司令,电文曰:
蒋总司令勋鉴:本月十二日晨四时,本埠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同时被白总指挥命令二十六军派遣大队悉数追缴,各处均死伤多人。查上海总工会领导全上海工人,数年来与帝国主义者暨军阀不绝的奋斗,最近又不惜重大牺牲,数次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消灭直、鲁军,其功绩灼然可见。其有今日之地位,实以无量数之热血、头颅换来。是以钧座奖赐旌旗,题曰“共同奋斗”上海收复以来,协同军警维持秩序,毫无轨外行动。彼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虽百计挑拨,造谣中伤,卒无间隙可乘入。万不料同隶青天白日旗下者,乃有横肆摧残之举,先总理出生入死,从事革命者,全在解放被压迫民族,而临终遗嘱,无念念不忘于唤起民众。钧座为总理忠实之信徒,对此有组织、有纪律、富有牺牲革命精神、有着伟大功绩之工人群众,方保护奖励之不暇,绝无横施摧残之意,伏祈迅赐严命,彻底查究,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庶不致愧对先总理在天之灵,并有自解于普天下之民众,且免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破裂,而为帝国主义所求。党国前途,实利赖之。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引自司马璐中共党史及文献选粹第五部,页二十八)
蒋迟至四月底五月初,仍公开地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甚至曾于四月六日赠“共同奋斗”锦旗一面给总工会。(见上海申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六日)我们只有说,工人群众太不够警觉,竟不知蒋介石早已于四月十一日在南京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并镇压群众运动。要他来“彻底查究”何异与虎谋皮?不尽此也,四月十三日,工人群众更天真地去周风岐的司令部请愿,但请愿队伍到宝山路时,即遭机枪扫射,时降大雨,血与雨水齐流。同时南市游行工人也遭射击。此日约六十六人被杀,三百一十六人受伤。闸北名流七人当天驰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谴责屠杀市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页五二一至五二二)蔡、吴、李早已附从“清党”只有心里窃笑而已(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于三月三日在沪举行“清党”前会议,到会者有蔡元培、吴稚晖、张人杰、古应芬、李石曾,蔡为主席,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二],页三十七至三十八),直至四月十五日,死了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逃亡与失踪者五千余人。总工会在淫威下屈服,取消罢工,唯有向武汉中央报告蒋介石罪行。蒋于四一二发动之后,两个月内,声言对共产党须用“决绝手段”大举捕杀,上海尤成为恐怖世界,主其事者杨虎、陈群被称为“狼虎成群”屠杀又从上海扩及蒋介石控制下的其他城市。至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南京召开时,仍然要求各地党部继续“(一)厉行清党(二)重新登记”(见记录原件,页六)陈独秀的儿子延年固然被捕杀,李宗仁表弟李珍凤也被捕杀。据当时中国周报(chinaweeklyreview)记者斯诺(edgarsnow)估计,被杀害的“左”倾分子在五千人以上。(见powell,myttyfiveyearsinchinap。157)后来中共说,蒋介石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血,这应该是最大的一笔血债。然而历史学者黄仁宇却说:“用道德名义解释不足以答复这样的一个历史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八十一)
但此举使武汉国民党党中央大为震惊,四月十三日下午政治委员会开会后,即致电蒋介石责问:
现本党驻沪军队,竟有用武力令上海纠察队缴械之举,显系违背命令,甘为反革命,在党纪上万难宽恕,望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部队官长,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十五日国民党中常会又开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最后一致决议:“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革命生活第五十八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出版)但是蒋介石羽毛已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制造一党两府,导致宁汉分裂。二十一日汪精卫、谭延、孙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之行为,并号召民众与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见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通电虽严正,然口诛笔伐于实无补。武汉方面虽有军队,但北方军阀未除,多数倾向北伐讨奉。徐谦甚至说:“反革命蒋介石,用不着出兵声讨,就是用党制裁,开除党籍,免去军职,在东南的革命力量,不久会把反叛的蒋介石,拿送中央惩办的。”(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三五至五三六)未免过于天真,结果反被“叛徒”“制裁”了。不过,由于武汉中央急于先击溃北方之敌,东征讨蒋一役得免。蒋介石闯了决裂的穷祸之后,却幸免一场国民党自家兵戎相残的悲剧。
武汉中央痛责蒋介石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实的。“反革命”好像是一项空洞的政治罪行,但当时所谓“革命”有其具体内容的。那个革命的渊源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精神是联俄容共,方策是发动工农等群众运动,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然而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清党反共驱俄,明显反“革命之精神”:镇压工人,明显反“革命之方策”据英国的纪录,蒋在上海清除共党与工人,其大胆远远超过北方的军阀(引自lsaacs,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181),所以一九二七年四月汪蒋上海密谈,汪即以不可牺牲革命的精神、方策、纪律相劝,但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后来的国民党史官辄以共党暴乱,蒋介石讨赤有功为说(如李云汉之从容共到清党),殊不知北洋军阀如孙传芳等自称讨赤军,而蒋正是北伐赤军的总司令。赤军总司令成为讨赤元勋,岂不是革命的最大讽刺?还不足以被称为“反革命”吗?至于勾结军阀与帝国主义,更是反“革命之目标”而行。蒋介石在上海与资本家、买办、地主等结合,固与革命不搭调。暗通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头目,引为内助,则与革命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蒋介石平生以革命自诩,实际上却为喊着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上海帮会流氓分子原与共产党也有关系,所以汪寿华才会上当。但蒋介石与他们的关系更加深厚,与黄金荣且有师徒之谊。蒋又用六十万元收买流氓,到各地去打总工会。(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