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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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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军校的设立就是要建立革命武装,一切反对势力自然被视为不共戴天的“反革命”在广东的“反革命”势力亦就首当其冲。黄埔师生的第一仗,就是“平定商团”(略—编者)

    不到三个月,蒋介石率领他的东征之师自潮州回广州,平定“杨刘叛变”黄埔学生军能打败杨刘,据美国领事的观察“功在苏俄军事顾问”(美国国务院编辑foreignrelations,1925,1;742)

    美国领事的观察可从国民党原始文件中得到印证。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以廖仲恺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九连连长桂永清,此次获敌衣物不报,违犯军律,罪有应得,惟念该连长作战以来奋勇出众,不无足录,应免处死,着仍在连长任内,戴罪图功,予以自新之路。”(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谁要处死桂永清呢?蒋介石也“校长以该连长不能表率全连官兵,恐贻恶风,将其判处死刑。”(李敖藏原件附录)只因获得敌人衣物不报,就要判处死刑,引起黄埔学生李之龙、酆悌、冯毅、薛文藻、黄杰等六十六人以“快邮代电”急致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廖党代表,要求“速电校长,变更成案,从宽处治”此前团党代表俄顾问亦“请予从宽处治”“未蒙邀准”只因在孙中山丧期,没有立即执行枪决,终得中执会决议宽恕。(见李敖藏原件附录)此一事件可以证实,俄国顾问至少到团的一级。当时中国的军队,包括军阀在内,外国军事顾问到这一级的,可能是绝无仅有,难怪陈炯明要抗议外国军事介入中国内战也。此一事件也透露了蒋介石的性格,对中执会的特赦决议,有未甘,复函说:“特赦桂连长永清自当遵办,唯须处以无期徒刑。”于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中执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上复议,决议:“应免桂永清死罪,令蒋校长酌量减等处分。”(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幸亏那时蒋介石的权力尚未至上,被中执会诸公纠正了过来,否则桂永清早以连长身份魂归离恨天矣!

    同年五月七日,中执会应蒋介石之请,因教导团改称党军,校长名义不能指挥党军,遂“任命蒋中正为党军司令官”约略同时,东江肃清后,在汕头组织政治局,特派“许崇智、蒋中正、邵元冲、周恩来及市党部代表一人”为五委员“监督指挥潮、梅、陆、海丰各县行政事宜,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李敖藏第七十九次会议录原件)

    一九二五年六月,党军克复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蒋介石身兼广州市卫戍司令。他的军权虽更上层楼,但是在孙中山死后的新政权中,他仍在核心之外。六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三十日中执会第九十一次会议政治委员会临时提出推定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廖仲恺等十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见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并于七月一日将大元帅府正式改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周德伟回忆说:

    最可注意者,此时的蒋介石尚未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推汪精卫为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代帅被黜为外交部长,久不任官的汪精卫反为主席,汉民大愤,因辞职走俄,以后若干年汪、胡成为生死敌人,蒋介石则时而联汪制胡,时而联胡制汪。李著谓胡之走俄系以后之廖案嫌疑,其实非是,志此以待考订。(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未刊手写本,页九十五)

    胡汉民涉廖案之说,因误以胡为右派,其实当时胡、汪、蒋都是左派。三人成为右派是后来的事。胡到海参崴后,于赴莫斯科途中,一再写信给“季兄”(汪精卫),盛道俄国同志关心“中国革命事业”感激“俄同志之招待亲切周至”赞佩新俄之建设“唯有欢喜赞叹而已”(见李敖藏胡汉民十月十一日致汪精卫函抄本)。从胡于途中频频驰函看来,此时胡汪尚未成为“生死敌人”不过胡以代理元帅不愿屈就部长,自有可能,借此游历新俄,以广视听。但是周德伟所说,蒋介石在胡汪之间制造矛盾,的确成为事实。

    从新成立国民政府的权力分配可知,蒋介石仍与党政无涉,即就军事而言,亦仍在军事部长许崇智之下。一九二五年为统一军事于七月三日中执会决议:“派汪兆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蒋介石名列最后,汪精卫兼军委主席。蒋之策略是先联汪制许,于是许成为蒋之立即“斗争”对象。自汪于孙死后南归,蒋即刻意承欢,尊之为大哥,自称小弟,十分热络,汪亦乐得有蒋之助,信以为此老弟的崇敬为真。蒋遂以整顿军队为名,将军权集中到以汪为主席、蒋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许崇智虽也是委员之一,无论权势均大大地被分割了。

    军事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之后,八月二十日的早晨,廖仲恺突然被刺身亡。凶手陈顺当场被抓,幕后嫌犯则为胡毅生(胡汉民之弟)、朱卓文、林直勉、林树巍等人,皆属右派分子。国民党右派谋害廖仲恺的政治动机十分明朗,而廖案的最大得益者,却是当时被称为“左派将军”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于廖案发生后的三人“全权应付时局”小组即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许因有部下涉案被捕,十分被动,而蒋介石以左派的姿态,又身兼广州卫戍司令,在汪之允许下,最为积极。邵元冲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便提到“现由介石分逮多人,将兴大狱”(页一八八)。然而表面上的雷厉风行,捉拿凶犯,实际上则是雷大雨小。蒋以卫戍司令,于案发当日即全市戒严,特由何应钦的第一军第一师在市区警戒,并派兵把守市区制高点,居然所有嫌犯,除林直勉一人外,全部逃往香港,而林又因“查无实据”被驱逐了事。以蒋当日姿态之左,无人会怀疑到他,但事实上却是“左”倾其表、右倾其实,他不喜欢廖仲恺早见之于就任黄埔校长之前。他若果真涉案刺廖,则由他缉凶,岂非犹同陈其美去追缉刺陶凶犯?蒋即使未直接或间接涉案,包庇之情状,已无法遮掩。更值得注意的是,蒋所考虑的不是什么“左”倾右倾的思想问题,而是权力的考量,所以他着重的不是嫌犯胡毅生,而是嫌犯的堂兄胡汉民。陈璧君在自白书中提到,廖死消息传出“全市哗然,谓杀廖君者,必为胡汉民,工人集队,学生亦由黄埔来,请愿捕胡,全市震动。”陈璧君打电话找蒋介石“蒋接电话曰:事很糟,君可先将胡君送东山我家,再商办法,我说你们不可太儿戏,蒋曰否否”但当胡汉民一家到蒋宅“蒋未几又来电话说,我家仍不妥,游行者亦将来东山,请即偕我家中卫兵,由君亲送胡至军校我住宅,必妥当。”其实蒋在幕后一手操纵,因此邵元冲特别驰书给蒋,劝其“慎重处事”(邵元冲日记,页一九一)

    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保护胡汉民。他把胡汉民押解到长洲要塞看管起来,且于九月二十二日,以“出使苏俄”为名,将胡驱逐出广东。这件事很容易说成是汪精卫想要搞掉胡汉民,然汪是国府主席,位已在胡之上,更何况胡出走后途中不时写信给汪。要搞掉胡的意愿,汪实不如蒋,而蒋显然是散布汪要搞掉胡谣言之人。证据是邵元冲在戴季陶家里听到来自广东的消息,有这样的一段纪录:

    适芦隐从粤归,为言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邵元冲日记,页一九三)

    芦隐姓刘,时为黄埔政治部副主任,他所带来的消息,若非出自蒋介石,尚有谁人?试看刺廖一案,廖死、胡去,汪精卫亦因逐胡而名誉受损,唯有蒋介石独获全胜,利益独占,权位亦随之上升。

    廖案又为倒许提供了机会。许崇智一直是压在蒋介石上面的军头,久欲取而代之,许对其旧日上司陈炯明仍有和好共存之意,更遭蒋之忌,乃借许部下有涉廖案之嫌,对许扩大侦查,既指责纵容部下,具有叛国阴谋,更进而散布把持财政、私吞公款之罪,以资罗织。然后密令军校备战,广州戒严,乘机监视许宅与缴粤军第三师之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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