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而敌则日日退步，如敌军将士之日有觉悟也、敌人团体日形瓦解也、百粤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无形进步也。由此以观，我能坚持，便等进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尔后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则必百事无成也！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借，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借不可，欲得凭借，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借，则大有办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则全在福州之一着也。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凭借，外交内应则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故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多加一日，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日惟睡食与望消息而已，当时何尝有一毫之进步？然其影响于世界者何如也？今则有我在外活动，而兄等在福州则为我之后盾也。有此后盾，则我之计划措施日日有进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无论如何艰苦烦劳，必当留在军中，与我在外之奋斗相终始，庶几有成。外间日日之进步，非纸墨所能尽，仲恺来当能略道一二。总之十余年来，在今日为绝好之机会，吾人当要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千万识之！此候筹祺。孙文。(第四册，页五十六至六十)

    在孙中山写这封信前一天(十一月二十日)，汪精卫也致电蒋介石，说：“人生做事，绝无爽快干净之时。而兄之去留，关系于此军之存亡者又至大，只能以忍耐坚持相劝慰，万一兄竟撒手，则前途希望绝矣！”(第四册，页五十六)虽然函电交催，蒋介石还是走了，不过这次理由是“感冒回里”(第四册，页六十三)十二月十日，孙中山再电催“盼兄速来商议，并即返闽”(第四册，页六十三)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才又回头。

    第十一次——一九二三年到了。这年一月五日，正当援闽军吃了败仗时候，蒋介石又游山玩水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七日，又自总部往鼓山。见石壁新镌“天地正气”四字，乃足咸联语，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少憩水云亭，指谓同游者，曰：“吾能于亭后小筑三椽，隐居自适，斯愿足矣！”其余如考亭、喝水岩诸胜，降龙、达摩、吕仙诸洞，再至三至，极瞻眺盘桓之乐。在涌泉寺，兴至濡毫，挥“其介如石”四字，付僧勒石。置更衣亭西，以留纪念。凡一星期才回。(第五册，页一至二)

    可见他可真好整以暇呢！游山玩水以后，他还是又走了，又回到了上海。一月二十四日，古应芬、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又电催蒋介石，说：“江防会议，陡生变故，第一师出驻江门，虽转危为安，而整理进行，诸待承教。现粤局仍未稳固，公不即来则总理策划军事，有谁顾问？而芬等素所望之党军，亦无由实现。望即命驾，无任企感，并盼示复。”(第五册，页四)但是蒋介石评传(上册)介石不但“不即来”并且在一月二十七日，干脆又回奉化了。

    二月九日，蒋介石写信给许崇智，自承为人“刚愎浮躁，善谋不足，败事有余。今陈逆(陈炯明)既去，且屡出自试，愚拙日甚，以致无言不失、无事不乖，徒形己拙，无补党国”(第五册，页十三)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又电催蒋介石，说要去广州“如兄赶不上，请乘他船速来为祷。”(页十六)但蒋介石不肯动。二月十八日，孙中山把大本营参谋长职务给了蒋介石，并电催他说：“此间须兄助至切，万请速来勿延！并已发表兄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也！”(页十七)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先到了广州。二月二十七日，又电蒋介石，说：“各要事须兄相助，万望速来，并示行期。”(页十九)三月到了，孙中山又有“切催介石，不可再延”之电，又有“电上海，催蒋介石速来”之电。同时三月一日杨庶堪也电蒋介石，说：“此间待兄来始能决之事至众且巨，幸速首途，以慰企望。”(页二十三)三月三日古应芬也电蒋介石，说：“战端将启，孙先生非兄无与筹划，危难非吾人所能坐视，望即命驾来粤。”(页二十四)可是蒋介石还是迟迟其行。直到三月十五日，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大家来宁波劝驾，蒋介石还带他们游山玩水了三天，才肯启程到上海。可是一星期后(三月二十七日)，他又回到宁波。直到四月九日，孙中山同意他不负“东路讨贼军”之责，他才在四月十五日，由上海启程。

    第十二次——六月十五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可是，七月四日早上，蒋介石忽然又要“引退为安”了。到了七月十二日，他终于“愤而辞职，避往香港”(页四十)七月十四日，又由香港转回宁波。孙中山于是安排了蒋介石“有志西图”的计划，决定派他到苏联去。八月十六日，蒋介石由上海启程了。

    第十三次——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回到上海，但是，他却又迟迟其行，不肯到广州去。十二月三十日，孙中山等不及了，去电催蒋介石，说：

    译转介石兄：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孙文。敬。(第五册，页七十六至七十七)

    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汪精卫已有信致蒋介石，说：“今诸问题待兄至而决，兄迟迟不来，党事无形停顿，所关甚大。军官学校由兄负完全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诸如此类，非兄来不可”(页七十七至七十八)再过两天后，廖仲恺也有信致蒋介石，两日后，说：“请兄最迟明正四日船，偕精卫、鲍君等同行，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页七十八)简直是责备蒋介石行事已近“儿戏”了。可是，尽管函电交催，蒋介石却照样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条下明写：

    公半月来，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绕茔抚树。入夜，闲躅山门外。岭上寒风，松间明月，清景耐人寻思。与次公子纬国相伴守，穆如也。一日，读武侯出师表，乃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符合。(页七十九)

    直到第二年(一九二四)一月十六日，他才动身去了广州。

    第十四次——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二月三日，孙中山又任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孙中山的本意，并不是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给蒋介石做，而是要给许崇智做。蒋介石心存不满，就在刀口上突然一走了之，回到奉化。他是二月二十一日“拂然而行”径自出走的，二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只好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二月二十五日，邓演达衔孙中山之命，到奉化拉蒋介石回广州，蒋介石不肯。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致函蒋介石，说：

    径复者，顷准执事函开：“前蒙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贻误党事。”等由，经面呈总理，奉批：“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等因。奉此，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此复蒋介石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秘密处启。(第六册，页六)

    三天以后(二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亲电蒋介石，说：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孙文。艳。(第六册，页七八)

    到了三月七日，廖仲恺电胡汉民，略述蒋介石走后，使军校陷入“势成骑虎”的苦况，说：“介(蒋介石)不来，学生、学校皆不了，只有迫弟自杀谢人，务请催介行，勿延。”可是，蒋介石还是在乡不动。三月二十一日，廖仲恺再电蒋介石，说：“先生(指孙中山)将顺兄意，不为不至，兄当有以慰之。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也。”(第六册，页三十三)三月三十一日，许崇智由上海到奉化劝驾。蒋介石又“拿乔”了半个月，才在四月十九日从上海启程。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广州，见孙中山。孙中山在五月三日发表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以后，军权逐步由蒋介石取得，当然再也不出走了。

    关于这一层孙蒋关系的真相，历史学家从来不追究，今把真相排比结果，发现蒋介石至少有十四次的脱队纪录(包括“拂然而行”、留书而去、不告而别等等)，而使孙中山直接间接“不胜感冒之至”！蒋介石自称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忠实信徒，但在“追随”过程中，竟有这么多次的脱队纪录，倒真令人大为惊叹也！也许蒋介石来去进退忒多，有“敝屣尊荣”的意味在内，但廖仲恺说得好：“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

    前后十四次脱队纪录，到底是敝屣了什么呢？倒可以仔细分析—下。蒋介石虽一再向孙中山讨价还价，但技巧地保持渠道畅通，不致因价钱谈不拢而破裂。从最浅显的道理也可看出，蒋介石的这种表现，对“革命”不忠，对孙中山不义。这种不忠不义的背后，浮现“瑞元无赖”的性格。蒋介石自小不如意时就会耍赖。不忠不义也就是耍赖的表现。他不如意，因他不愿意在别人手下当参谋，他在给邓铿(仲元)的私函里已说得很清楚，他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裳”！因而，孙中山要他去帮陈炯明做事，就老大不高兴。不仅一再出走，还要在孙中山面前讲陈炯明的坏话，表演两面手法，以离间孙、陈关系。

    蒋介石初奉孙中山之命投效粤军时，在致邓铿信中，恭维陈炯明，如谓：

    弟流连于本军者已越一载，始以足下推毂之重，即以总座(指陈炯明)爱护之深，故敢竭尽驽钝，效其驱驰，以助总座者助本党，公义私情所由来也！(蒋中正革命书简页十六)

    但是蒋介石才不肯对陈炯明“效其驱驰”呢！即所谓言不由衷。当蒋介石出走时，陈炯明虽派人兼程挽留，并谓：“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蒋介石)一人。”如此诚意，而蒋介石竟不肯留下，当这一年(一九一八)八月，回到上海却向孙中山数说离开的理由，竟是“因为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孙中山”才愤然去职！

    从陈洁如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到，蒋介石向他新婚妻子透露他的“野心”如谓：“他(蒋)对我说，我不以做一个普通的领导人为满足，以使你可以看重我。有了孙先生的影响力和关系，我的前途会顺利的”(上册，页一二九)，以及怨恨他上司陈炯明的痕迹。有一次闹翻，竟因陈炯明的手下戏称孙中山为“孙大炮”！(上册，页一三六)这不仅是如陈炯明所说，蒋介石太没有幽默感，根本是借故生事，压根儿他不愿意在陈炯明手下做事。

    然而在闹翻之前，陈炯明在孙中山心目中分量很重，绝不是蒋介石可以取代的。陈字竞存，是老广(广东海丰人)，也是老革命，生于光绪年间的一八七八年。一九o九年冬天，他以广东咨议局议员的身份到上海参加联合会，与革命党取得直接联系，正式加入同盟会，可说是革命老同志。一九一o年参与倪映典广东新军起义失败，继又参加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之役，幸而生还。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都督，以反袁失败而远走海外，但因不肯打指模，未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于一九一九年南下护法，与陈炯明合作，以筹组革命党自己的武力。陈炯明所组成的粤军，成为孙中山唯一的枪杆子，并在漳州一带建立根据地，替孙中山夺回广州。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一九二o年十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大喜，当天写信给蒋介石，表示了他对陈炯明的倚仗之殷：

    竞兄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黄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与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尽告竞兄也。(毛思诚前引书第三册，页十七)

    这封信，蒋介石看过后心里一定不是滋味。但是孙、陈关系不是蒋介石一时之间可以破坏得了的。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且当了陆军总长兼内务总长。孙、陈终于闹翻，主要是因为两人政见不同。孙中山想要以广东为基地，打算武力统一中国。这种北伐的想法，与吴佩孚要南伐，虽主义不同，心态是一样的，所以章太炎斥之为“一丘之貉”甚至叫孙中山是“南方的吴佩孚”陈炯明则赞同章太炎等倡导的“联省自治”他认为中国问题要走美国的联邦制才能解决，不能迷信武力统一，武力统一只能造成中国的更形糜烂、更形衰弱。他认为孙中山与其搞非法小朝廷，不如先完成广东一省的自治，广东站稳了，再徐图其他。这种政见当然不合孙中山的脾胃。

    孙、陈意见相左，却给蒋介石制造大好机会。一九二二年三月蒋介石更乘机大力主张讨伐陈炯明。陈炯明当然不会自己送上门来就死，只好辞职求去。孙、陈既已交恶，在国父年谱(增订本)四月二十日条下，更见明显：

    先生以炯明拒不来晤，乃下令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暨广东省长职，仍任以陆军部长。令伍廷芳继任广东省长。寻即令诸军前进肇庆，直向三水。是晚陈炯明离广州，赴石龙，转赴惠州，其亲信部队悉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处。蒋中正时为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建议北伐军宜留粤缓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再行回师消灭在桂叶举等各部。先生以陈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并主张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陈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且奉直战争方炽，不可失此良机。若按兵不动，则与拥兵自卫者何异？遂未纳。

    这里明说蒋介石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可见蓄谋之坚。当时孙中山“以陈叛迹未彰”又专意不可先失北伐“良机”所以反对“先清内患，再图中原”蒋介石大不高兴，于四月二十三日“决计辞归”他在这天还写了一封信于“轮次”收件人是陈炯明，信中自承：

    此次改道攻赣，以致内部纷纠至此，皆由中正一人隐忍贻误之咎。然当时以为反对过甚，竟无从中维持之策，故不能不顺从一时，以为权宜之变，万不料有今日之现象也。中正罪过，诚万死不能赎矣！(蒋介石年谱初稿页八十四至八十五)

    这信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被窜改，上面这些原文，全不见了。对照起国父年谱(增订本)中他“主张讨伐陈炯明”、“消灭陈部”的勇于内斗作风，这封信的写出，颇耐人寻味。蒋介石在信中后段说：“无论其结果如何，必致两败俱伤，否则败者自丧元气，徒坠令名，即胜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残杀同志之口实，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较诸败者更烈也。吾公如欲灭痕迹，免除内讧，其舍再出之外，尚有何妙法乎？”蒋介石怪陈炯明辞职不对，应该“再出”但是陈炯明怎么“再出”呢？实际上，他是被孙中山免职了！

    虽然陈炯明实际上被免职，表面上却是准他辞职的。孙中山复叶举等述准陈炯明辞职电文中却说“国家多事，非贤者高蹈之时”云云，并说：“文与竞存，始终动以至诚，而不肯稍参客气，以竞存生平大义，炳著中外，君子爱人以德，若操之过蹙，不任有回旋余地，殊非待士之道。”(国父全集第三册)漂亮的通电实不能掩盖重重的内幕。到了五月八日，问题来了。陈炯明的手下叶举等干脆要求恢复陈氏原职。孙中山六月一日回广州，同月十六日，发生了史册上所谓的“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的事件。其实这个六一六事件是孙中山先于六月十二日，以“八英寸大炮毒气弹”相恐吓与威胁而引发的。(参阅陈定炎、高宗鲁陈炯明联省自治的实行者，载传记文学第三八一期，页一三至一三一)孙中山称之为“叛变”但陈炯明称之为“酿变”胡适称之为“革命”明言：“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胡适这一周，载努力周报)陈炯明不相让，表示他对孙中山一直是服理不服人的。

    不管如何，六一六事件导致孙中山与陈炯明公开的、全面的决裂，也给蒋介石制造了良机。蒋介石一开始就嫉恨陈炯明，现在变成了知道陈是坏人的“先知”而且是由沪奔粤与孙中山共患难的“英雄”并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来宣传自己，并刻意恶化孙陈关系，经过一次又一次扭曲，蒋介石竟成为孙中山唯一的亲密战友，与孙共患难的惟一同志，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唯一继承人造势。如董显光蒋总统传说到此事，有谓：

    在这炮舰(永丰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折点。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做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国父在许久以前已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唯有在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次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做实际的判断。从此以后，蒋“总统”在革命集团中的地位较从前远为重要。他以流星的速度而兴起，不仅使其自身成为中国的主要人物，并以其声誉遍于全球。(页四十九至五十)

    不知历史就里的人，看了这段文字，脑中浮起的印象，自然是一幅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的图画，图画中有名有姓的孙中山、蒋介石外，只有“敌人”陈炯明，至于其他人，显然都不足道矣！

    蒋总统传中说“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所谓五十六日，事实上蒋介石是除外的。因为陈炯明“围攻总统府”是六月十六日，孙中山是十五日深夜三点逃走的，最后转登永丰舰。在永丰舰上和他共患难的，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树巍、陈策、熊秉坤、马伯麟、谢心准、杨虎、杨熙绩、周仲良、陈群、陈煊、马湘、黄惠龙。并且“至十九日，派人秘密召集前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至舰，同任守卫。总理则命马湘往香港筹集军饷，余因令湘亲至海员联义社(此为革命海员团体之有最长历史者)，召集联义同志，潜来永丰。不数日，联义同志之报到者，有数十人，患难中有此两种老同志，共任保卫，殊觉可喜。”照黄惠龙回忆，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无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和“海员联义社”同志数十人，再加上永丰舰上舰长欧阳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难的人数已极可观。另照陈肇英八十自述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晋谒”；另照宋渊源闽省参加革命经历纪要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谒见”足见在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马去卫护孙中山了。当然，其中还包括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中透露她“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那时候的蒋介石，人还在浙江家里呢！

    孙中山于六月十七日登上永丰舰，第二天蒋介石在宁波接到汪精卫从上海拍来的电报：“惊悉粤变，尤幸总理无恙”同一天又收到孙中山拍来的电报：“事紧急！盼速来！”但蒋介石并没有“速来”经过好几天考虑和准备，才于六月二十五日从上海取道广州，于二十九日登上永丰侍从孙中山，已经姗姗来迟。

    孙中山在八月九日离永丰舰，照沈云龙所说“乃于八月九日偕自沪奔粤与共患难之蒋中正离舰”(沈云龙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好像没有别人似的！事实上，当时离舰的不止孙中山蒋介石二人。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明说孙中山离舰时“一齐离去”的除了蒋介石，还有陈策、陈煊、陈群和黄惠龙自己。沈云龙明知故隐，有曲笔之嫌。然而居然还有更加曲笔的，在蒋介石九九冥诞时，台北的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一本五百多页的蒋介石传，其中“陈炯明叛变”一节，竟说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在现场救孙中山，这简直是更荒唐的捏造历史了！(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蒋介石传，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

    不过，这次“共患难”确实加重了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除了前所未有的日夕相处而生的情谊外，蒋介石一直讲陈炯明的坏话，而今陈果然是“坏人”使蒋介石的“私心”在孙中山眼里变成“远见”再者，陈炯明翻脸之后，孙中山又没了枪杆子；身边的军人更无特别出色者，蒋介石自然成为孙阵前的廖化。孙中山为蒋介石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有云：“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当然要比蒋母死后的谀墓之辞，所谓“昂昂千里之资”云云，要真实得多了。

    然而，尽管如此，毫无迹象显示，孙中山已把蒋介石视为可能的接班人之一。事实上，孙中山始终视蒋为军人，即使在军人中，蒋的地位尚在许崇智之下，而蒋在孙去世之前的职务与活动亦限于军事，无论党与政，尚无一席之地。这也许是蒋于“六一六事件”之后仍有六次出走纪录的缘故吧！我们可以断言，孙中山至死不知道蒋介石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更不会知道这个军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完全不择手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