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李健鸣Ⅱ

    李健鸣：

    您好！

    我又写了几行自以为诗的文字：

    如果收拾我的遗物

    请别忘记这个窗口

    那是我最常用的东西

    我的目光，我的呼吸和我的好梦

    我的神思从那儿流向世界

    我的世界在那儿幻出奇景

    我的快乐，从那儿出发又从那儿回来

    黎明夜色都是我的魂灵

    大概是我总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唯望您能忍受。

    我还是相信，爱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想（梦想，心愿），并不要求它必须是现实。

    现实的内容太多，要有同样多的智谋去应对，势单力薄的理想因此很容易被扯碎，被埋没，剩下的是无穷无尽的事务、消息、反应所以就有一种潇洒的态度流行：其实并没有什么爱情，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换句话就是：哪有什么理想，有的只是真实的生活）。但这潇洒必定经不装迂腐”的多有一问：其实“并没有”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不出没有的是什么，如何断定它没有呢？如果说出了没有的是什么，什么就已经有了。

    爱情并非有形之物，爱情是一种心愿，它在思念中、描画中，或者在言说中存在。呼唤它，梦想它，寻找它，乃至丢失它，轻慢它，都说明它是有的，它已经存在。只有认为性欲和婚姻就已经是它的时候，它消失，或者根本不曾出面。

    所有的理想都是这个逻辑，没有它的根本不会说它，说它的都因为已经有它。

    所以语言重要。语言的重要并不仅在于能够说明什么，更在于可以寻找什么，描画理想，触摸虚幻，步入可能。甚至，世界的无限性即系于语言的无限可能。

    写作所以和爱情相近，其主要的关心点都不在空间中发生的事，而在“深夜的戏剧”里。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我想，关键是要解除白昼的“魔法”（即“确定”所造成的束缚），给语言或思悟以深夜的自由（即对可能的探问）。要是看一出戏，其实在大街上或商店里也能看到，又何必去剧场？要是一种思绪独辟蹊径，拓开了生命的可能之地，没有舞台它也已经是艺术（艺术精神）。有或者没有这样的思绪在飘动，会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

    昨天有几个朋友来看我，不知怎么一来说起了美国，其中一个说:“美国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不想当美国人。”另一个说:“那当然，当美国人干嘛？”这对话让我感慨颇多，当不当美国人是一回事，但想不想当美国人确实已经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被强调了，事情就不再那么简单。比如，为什么没有人去考虑要不要当古巴人？或者，你即便声称想当古巴人，也不会在人们心中掀起什么波澜，或引起什么非难。所以，存在之物，在乎其是否已经成为问题，而有没有公认的答案倒可以轻视。

    我也并不想当美国人，当然让我去美国玩玩我会很高兴，原因不在于哪儿更好，而在于哪儿更适合我。这都是题外话。再说一句题外话：有人（记不清是谁了）曾经说过：不可以当和尚，但不可以不想当和尚。此言大有其妙。

    并非有形的东西才存在。想什么和不想什么，说什么和不说什么，现实会因而大不相同。譬如神，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相信什么样的神，于是便会有什么样的精神。所谓失神落魄，就是说，那个被言说、被思悟着的信仰（神）如果不对劲儿，现实（魄）必也要出问题。

    三毛说“爱如禅，一说就错”这话说得机巧，但是粗浅。其实禅也离不开说，不说怎么知道一说就错？“一说就错”只不过是说：爱，非语言可以穷荆而同时也恰恰证明，爱，是语言的无限之域。一定要说它是语言的无限之域，是因为，不说（广义地说，包括思考与描画），它就没有，就萎缩，就消失，或者就变质。眼下中国人渐渐地少说它了，谁说谁迂腐，谁累。中国人现在少说理想，多说装修，少说爱情，多言性。中国人现在怕累，因为以往的理想都已落空，因为以往的理想都曾信誓旦旦地想要承包现实。

    让理想承包现实，错误大约正从这儿开始。理想可以消失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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