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言地坐在一起,看着太阳渐渐落下。
我开始感到不自在,急于摆脱出来。
这时,西尔维亚叹了一口气。“现在好一些了,马特。即使我死去,至少也见到你了。”
“可是你不会死的,西尔维亚,”我强调说“我不会让你死。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她看着我。
“不知道为什么,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相信这一点。除了那个姓李普顿的男孩,你还治好了多少人?”
啊,她到底还是一直关注着我事业发展的情况的。
“呃,明天我把登在新英格兰杂志上的一篇我最新的文章复印给你看看。”
“不,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
“哦,乔希明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凯蒂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唐尼科恩和保罗多诺万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而斯文拉松的滚本球队刚刚成功地打进了州半决赛。”
“就这些吗?”
“不止这些。我的这个技术在丹佛和圣地亚哥有医疗小组使用,效果很好。但是你自己也是个医生,你知道不存在百分之百的成功率这种事情。”
我希望她不要再刨根问底了,她也没有再问。
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手表。
“你现在就要走了吗?”她可怜巴巴地问道“难道你连喝点什么的时间都没有吗?”
“对不起,我还有一个约会。”
我想起答应过8点后给埃维打电话。
“你就不能往后推几分钟吗?”
她已经招呼了女仆,这时,她正站在一旁听候西尔维亚的吩咐。“你是不是还爱喝白葡萄酒,马修?”
“好吧。”我让步了,但是心里很生自己的气。
女仆很快端着托盘走了进来,托盘上有一瓶上品白葡萄酒和两只酒杯。
也许是因为在夕阳的光辉下,西尔维亚的脸上似乎稍稍有了点血色。我们逐渐打开了记忆之锁,开始回忆过去的幸福时光。而我们是有过许多幸福时光的。15分钟变成了半个小时,这时她说“吃了晚饭再走吧?”这一回我本可以很容易地拒绝的,但我自愿地留了下来。
我们坐在一间天花板很高的餐厅里,墙上挂着雷诺阿、塞尚和修拉的油画,使这间屋子看上去像是个著名画廊的附属建筑。
把谈话局限在过去是越来越困难了。
“你后来有没有再见到过弗朗索瓦?”我问道。
“实际上还真见过,”她说“在某种意义上他背叛了自己。”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有两千个医生在35个国家工作,你怎么可以把这称做背叛呢?”
她看着我笑了。
“现在他不仅把衬衫扣得好好的,还真戴领带穿上衣了。”
“啊,”我笑了起来“这可真是中产阶级化了。”
“去年我们在巴黎和他一起吃晚饭,”她接着说道“他拼命想哄尼科捐钱。晚餐结束的时候,我们少了几百万美元,他在加蓬有了一所野战医院。”
“说起医院,你最后专门搞了哪一科?”
她微微皱了皱眉。“很久以前我就不得不放弃了医学。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讲给我听听,”我说“我很好奇,想知道有什么能使你那了不起的理想主义消沉下去。我是说,你对儿童那么有办法。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厄立特里亚的第一个下午你诊断的那个亚急性的病儿。”
“唉,马修,那是非洲。意大利完全是另一码事。”
“意思是?”
“医学和婚姻不那么容易读到一起。这和当年我母亲在家的一角办晨报不一样。我用不着告诉你小儿科有多么劳神费力。再说,尼科需要我晚上在他身边,当然还有孩子们。”
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我曾一度熟知的那个西尔维亚。我很难掩饰我的失望。
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不起,马修,不过你一向对我期望过高。你无法把一个任性的、被惯坏了的米兰女孩塑造成特利莎修女1”
1特利莎修女(1910-1997),出生于马其顿,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金,是救济贫民、特别是印度贫民的天主教仁爱传教会的创始人。
“得了,西尔维亚,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忘记这一点的是你。”
“好吧,大夫,”她两手往上一抬,说道“保留你的幻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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