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吞食了自己播种的苦果以后,便觉得人世间的生活一下子暗谈了。我厌恶别人,也厌恶自己。
我再无心去听什么音乐会了:所有的音乐听起来都是噪音。我也再不去看画展:所有线条和色彩看起来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涂抹。我不读书也懒得看报——这些东西似乎都与我的生活不相干。我也不经常上街了。我现在不明白街上的人为什么要喜气洋洋——有什么可乐的呢?
但不管怎样,我还总得要按时上班。
上班时像没魂儿似的无精打采,我已经分不清诗稿哪个算好哪个算坏,反正看来都差不多。凑合着挑几篇送给老吴吧!老吴显然对我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了,常常叹一口气说:“这是些什么诗啊!你怎么能把这样的诗挑出来送审呢?”
你说去吧,我就这个水平。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好诗。不管怎样,你把我一下子也赶不出诗歌组。这种机关也不是吃大锅饭?你就得让我吃下去。至于诗稿,好坏有个什么标准?那些名人的诗明明不好,也不是都发表了吗?为什么对业余作者就这样苛求呢?至于我自己,好长时间连一个字也没有发表了。前一段还能给贺敏写点爱情诗,现在什么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完全丧失了创作的灵感。我整天昏昏沉沉,什么也不能使我激动。
过来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就是想一想前不久的事,也像垂暮之年的人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朦朦胧胧的。
这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又到西华饭店的小酒铺。三盘小菜,二两白酒,自酌自饮。我几乎每天都要把一块多钱送到这里,每月的工资花得不剩一分。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点稿费,还能抽出一二十元寄给家里劳动的父母亲,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现在没稿费,加之在抽烟之外又多了一项酒的开支,也就再不能尽孝道了。反正现在责任制了,家里起码有饭吃
我一边喝酒,一边吃菜,一边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要么。就在心里数着小卖部玻璃窗后面塑料啤酒杯。从左到右,一排一排往过数。数完后,又从右到左往回数。酒杯有拿走的,也有交回来的,每次数完后数字都不一样。如果碰巧有两次的数字正好相同,心里就会发出一声得意的惊叹,就好像过去突然写出来一行好诗一样。
真无聊——我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一个人挡住了我的视线——从背影看似乎很熟悉。等他转过来,我认出这是副政委的儿子——就是上次带我去跳的那个人。
他也认出了我,一只手端两盘小菜,一只手举着一大杯啤酒,过来坐在我的桌旁。
他把东西放下,问我:“你那天怎偷偷溜走了?”
我撒谎说:“我肚子有点疼,也没顾得给你打招呼”
我们把彼此的菜盘拼在一起,两个人举起酒杯碰了一下,就一块喝起来。“还去不去?”他夹了一口菜,边嚼辚差别我。
我勉强笑了笑,没有回答。
“愿意去的话,今天晚上还有”
我的心动了一下。我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愿意去跳那种迪斯科了。我是想在舞会上去碰见贺敏。这也不是说,我还对她有什么留恋。我是怀着一种恶毒的心理去见她和她的那个“同学”想给他们制造尴尬或某种不愉快或其它一些什么
我于是随口对副政委的儿子说:“那好吧,我再去看看。”
就这样,我怀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状态,当晚又出现在省军区家属楼的那个单元里。
情况还和上次一样,里间正在响着“弹棉花”声;虚开的门缝里可以看见各种扭动的身姿。
副政委的儿子给我打了个招呼,就急匆匆地投身于那个混乱的场所里去了。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犹豫起来。这一刻,我又后悔起来,觉得来这里没有必要。既然贺敏是这样一个人,我为什么还要和她纠缠不休呢?我想了一下,准备再一次从这里溜走。
这时候,我发现在这空荡的客厅里还有一个姑娘。她坐在我对面的暗影里,一声不吭地在抠自己的手指头。
我站起来准备走的时候,那姑娘似乎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她突然开口说:“你走吗?”
我说:“嗯。我不会跳。”
“我也不会跳。和我一块来的人不走,我想回去,晚了,不敢走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说了我的单位。我们单位是个有名的单位,这姑娘马上说她知道。她说她是西华饭店的,离我们单们不远。
“西华饭店?我常在那儿吃饭,好像没见过你?”
我说完后,那姑娘笑了。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饭店那么大,我怎能认识她呢?她说:“我在四楼,专为洋人服务”她犹豫了一下,说:“我能不能和你一块走?我一个人不敢上路”
我犹豫了一下,说:“可以”
她跑到里间给她一块来的人打了招呼,就出来提起她的小提兜,和我一块下了楼。
我和这位阴生的姑娘骑着车,在人迹稀疏的街道上走着。
我问她:“你是第一回来这里吗?”
“是的。”她说“我最近心里不痛快,我闪一块的一个大姐就带我来这里解闷,她说跳迪斯科能把一切不痛快都忘了。可我一来,吓得连看都不敢看你也是第一回来吧?”她问我。我只好说:“嗯,我也是由于不痛快”“你们是文化人,有那么好的工作,社会地位又高,有什么不痛快的!不像我们,当个服务员,端茶送饭,谁也看不起!”“西华饭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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