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材料

后成了徐恩佐暗杀组的成员：23岁的工厂学徒王志谷、19岁的学生姜海东、25岁的印刷工周守刚。而第四个人孙景浩曾在12月3日向南京路上的日本人凯旋游行队伍投掷炸弹。

    其后的数天内，这些新成员（都是学生、学徒或店员）参加了有关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些讲座。7月21日，代表张治中将军的一位官员给了他们地址，要他们赶赴上海郊区，协助军队修筑防御工事。大部分在18至20岁之间的约200人，作为志愿人员，在徐恩佐的带领下，前赴南翔，参加了国军第八十七师。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在获得食品但无薪金的情况下挖战壕。8月13日战事爆发后，他们主要是在夜间工作，以躲避日本人的轰炸。其条件相当艰苦，以致最初的200人中有50人生了病，从而退出了工作。

    8月底，徐恩佐告诉他们道，他们已经被重组进了特务团，并将接受军事训练。1937年9月2日，他们转移到了龙华，重组为苏浙特务团第二团第七营第三连。团长是朱雪峰，他是上海总工会主席和杜老板的门徒。在一个月的艰苦军事训练之后，他们装备了手榴弹、手枪、步枪、并且学会了使用的方法。这个阶段里又有很多人因为生病而被淘汰。

    9月下旬，该特务连转赴南市的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被指派在老西门军法司令部周围的地区巡逻。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锄奸“，就有权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他们逮捕了“有汉奸行为”的人，就在司令部内的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讯，一旦发现有罪，就草率地将其处决。

    1937年10月底，这一特务连被派往南市外滩的警察署，以协助警察预备队地域日本人来自黄浦江方向的攻击。此地是国军在11月11日，上海之战的最后一天所守卫的最后一道防线。

    外国记者当时从法租界中立的角度，见证了日本人渡过黄浦江之后的这场巷战：

    “我们看见日本人自始至终躲在坦克后面，小心翼翼的推进，坦克车开了数英尺便停下、撤退，空中充满了噼噼啪啪的开火声。在我们对面，近到扔一个球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中国军队的一挺机枪从一个水泥碉堡的方口中喷射出火光，该碉堡修筑在从徐家汇流出的一条小河的左岸，河湾旁用木柱支撑的小屋沿线都布满了中国的狙击兵

    爆破员出现了，造成了一连串的燃烧性破坏我看着日本兵悄悄地挨近河对面的残壁之后，准备渡河袭击。有几辆坦克开上来，向位于十字路口的一座碉堡开火一门战壕迫击炮直接击中了它，我看到戴着头盔的中国人蹲了下来，并且向后退去。

    如今，炮火照亮了整个南市中国人撤退了。”

    徐恩佐的连队与警察预备队并肩作战，直到黄昏。当时，华人警察恐惧起来，遂逃进了法租界。特务连紧跟其后，躲如敏体尼荫路南端的一扇小铁门内。

    法国警察守候在那里，将他们包围了起来，强迫他们扔下武器，并将他们送往位于法语学院校园内的一个俘虏收容所。徐恩佐十分主动地想了一个办法，与其他连队的另外五个伙伴在途中溜掉了。

    后一个星期，徐恩佐从一个旅馆换到另一个旅馆，最后在虞洽卿路上的一家公寓内找到了一个房间。他依旧断然决定继续其“锄奸活动”，因此在之后的一个月内，他开始积聚起一个小军械库：若干炸药、手枪、一支左轮枪和几支勃朗宁自动手枪。

    这些军械有的得自第三连的前战友。有的则购自曾在第八营服役的特务队成员。他把枪支、手榴弹等藏在他以前的店铺内——位于宁兴路上的亚美钟表店的阁楼上。

    12月3日清晨，徐恩佐及其小组得知日本松井将军计划在南京路上举行凯旋游行、徐恩佐便于其他三人、包括孙景浩，取了一些手榴弹，挤在上海主干道的人群中。

    当日本军队行进时，警察将围观者逐出街道，因此徐恩佐和两个同志只能待在距离游行队伍足足有30米的一条弄堂口。然而，孙景浩却离的较近，他挤出人群，及时赶到大街上，扔出手榴弹，炸伤了几个日本兵和巡捕。孙景浩被当场射杀。

    其他三人十分恐惧，立即逃逸。数天之后，12月16日，当他听得传言，声称日本人将逮捕曾经参加过特务队的所有人员时，便决定搭乘轮船离开上海，赶往宁波，再从宁波换乘火车至杭州。

    在审讯材料里，徐恩佐声称，他在杭州与省政府主席会面之后，被派往绍兴县任警官，直至1938年2月底。当时，他回到上海，“想把留在上海的特务团第三连的所有成员都带到汉口，进一步开展救亡活动”。

    于是在阿拉白斯托路的一个收容所里，徐恩佐告诉姜海东和一帮前特务团“便衣侦探”道，他们应在汉口参加救亡，他将通过当地的同乡会安排遣送事宜。

    于是徐恩佐带着一些人先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并在月中离开广东，乘火车抵达汉口。三份口供相对应的是，另一名在押人员姜海东交代道，徐恩佐告诉他，自己将作为他这位前任医护兵安排离沪的交通工具，于1938年2月23日乘一艘英国轮船到了香港，并且在两天后按同一路线前往汉口。

    在此之前，徐恩佐已经在汉口。之前在上海的时候，他见一份报纸的报道声称，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的首领——也就是他本人正在上海。于是他立刻匆忙地带着几个人离开了上海。当抵达汉口时，发现中国青年救国会的一些前同事已经设立了一个办公处，每月获得政府的数十万元补贴。

    部分来自秘密工作基金的这笔款项，主要用以资助救国会的上千名成员。其中有些人是自己来到汉口的前特务团的成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