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法官的判决是否受到“现代意识”、舆论民情的压力?他的心理是什么?我无法知晓,但猜得到一点,文件非法,给了这个法官一个顺从舆论的好理由。
筱月桂大获全胜,走出庭就宣布把所赢三万元赔偿,赠给以提高劳工妇女地位为宗旨的上海培文女子夜校。《游戏报》因为无法赔出此款,申请破产,全部资产拍卖,力雄银行以一万五千元收购,重新出版《新游戏报》。
这整个庭审过程,成为1926年9月上海乃至全国市民津津乐道的大新闻。
在法庭胜利的那个晚上,筱月桂和余其扬在王宝和酒家,吃专从阳澄湖选来的蟹,喝店家自酿的陈年黄酒。余其扬说:“你知道‘筱案后援会’是谁组织的?”
筱月桂说:“这点事情,还能瞒得过我?我早就想到了,我只是看你会不会想到。”
两个人高兴之余,酒后狂言。筱月桂说,她听到有人从漠北戈壁来,跟她说,那里的蒙古牧民,都知道上海有个女人,唱得好歌,当了司令。他们很想邀请这个女司令到草原赛歌会上一试身手。
余其扬说,他知道的情况更有趣:也算洪门支脉的陕甘袍哥,派人到上海询问,上海洪门立幼童为山主,由其母筱月桂垂帘听政,是否有其事?
筱月桂听了这故事,脸上依然笑开颜,心却沉了下来,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永是好事。
那些在报道中用词不慎煽风点火的报纸,一个个来向筱月桂道歉,希望她不会追诉。筱月桂只是说:“你们从此好好报道我,我就不提此事。”
她知道她的个人历史,多刷白漆不会更白,恐怕现在大部分上海人,心里都认为她确实做过婊子,只是为她打一仗的勇气喝彩,看热闹而已。
有一点好,现在的城里人像小孩,马上会忘记这件事,心思又转到别的新鲜事上去。只要报纸用新的筱月桂覆盖旧的筱月桂,那么旧的筱月桂就会消失到历史的迷雾中去。
我对筱月桂说:“我写传记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只说你喜欢听的。”
但筱月桂行事作风一如当年:“不成,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许多事都是身不由己,想来都心疼!”
从窗帘漏出的一些缝隙看见,远处霓虹灯洋字连篇,光怪陆离。
每次我跟筱月桂争论,总好像自己跟自己闹别扭,我便说:“好好,我让步,我放弃。我们只谈吃喝。”
过了几天,她却问我:“写得如何,进展顺利吗?”
我心里没说的话是,她做的坏事,对我吸引力更大,我的读者想必也想读到她的“劣迹”。
她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那你就写吧。”
光看她将房事上的兴奋和快乐,那样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就太不像一个正派女人。
不过我感觉到这个女人,早就猜中了这个世界的一些肮脏秘密。
她曾借某个舞台角色之口,唱出过一首打油诗:
说我俏,
说我丑,
说我就是加我寿。
讲我好,
讲我坏,
讲我就是添我财。
常荔荔听了哈哈大笑,随口把它翻译成英文:
Good publicity,
Bad publicity,
Any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后来阮玲玉因为报纸刊登她的婚内外男女关系纠葛,在上海愤而自杀,震骇全国。筱月桂也去送了葬,献了花圈。不过她却对我说:“这个女人,生错了年代,大概自以为是尤三姐!‘人言可畏’就自杀?从乞丐不如的地位打出来的人才知道,无人言才可畏,沉默才能杀人!”
在与我长聊时,她说得更绝妙:“哪个记者骂我是婊子,我肯定给他一个耳光,而且一定要打出红印,让他可以有证有据去大喊:我被婊子打了耳光!”
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也会是这么一个傻瓜记者,被筱月桂利用了。但我已经成为筱月桂的好朋友,当然往好里想这话。既然我们双方都同意一切事实照录,毫不掩饰,那我就再讲一件事,也是发生在1926年。
那一年发生太多的事,待我慢慢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