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然没有之前被砍死的那位杜总兵的觉悟,非但不认错,竟然还跳起来,跟袁大人对骂,张口就是“老子打了多少年仗,你懂个屁”之类的浑话。
这就是当时的懒散游击将军,后来的辽东名将祖大寿的首次亮相。
祖大寿,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有名到连在他家干活的仆人祖宽都进了《明史》列传。然而,这位名人本人的列传,却在《清史稿》里,因为他最终还是换了老板。
但奇怪的是,和有同样遭遇的吴某某、尚某某、耿某某比起来,他的名声相当好,说他是×奸的人,似乎也不多。原因在于,他已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宁远人,生在宁远,长在宁远,参军还在宁远。此人脾气暴躁,品性凶狠,好持刀砍人,并凭借多年砍人之业绩,升官当上了游击,熊廷弼在的时候很赏识他。
后来熊廷弼走了,王化贞来了,也很赏识他,并且任命他为中军游击,镇守广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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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丁制度
明代弘治前后,军队中的将帅私养家丁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所谓“家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仆人,说白了就是将帅防身御敌的私人武装。这些人经过严格的挑选,大都身强体壮、弓马娴熟,战斗力极强。他们的待遇很高,衣食器械都由主人供给,双方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卫所军队腐败,缺乏战斗力,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边防危机,朝廷越来越倚重这些私人家丁。到了嘉靖中期,明廷开始由国家出饷,供养将帅私养的家丁,并逐渐形成制度。这些人当中混得好的,一般都能混个一官半职,甚至有可能成为高级将领。
再后来,孙得功叛乱,王化贞逃跑了,关键时刻,祖大寿二话不说,也跑了。
但他并没有跑回去,而是率领军队跑到了觉华岛继续坚守。
坚守原则,却不吃眼前亏。从后来十几年中他干过的那些事来看,这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哲学。
对于一个在阎王殿参观过好几次的人而言,袁崇焕这种进士出身,连仗都没打过的人,竟然还敢跑来抖威风,是纯粹的找抽,不骂是不行的。
这场对骂的过程并不清楚,但结果是明确的。袁大人虽然没当过兵,脾气却比当兵的更坏,正如他的那句名言:“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一个将首!”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祖大寿认输了。
从此,他成为了袁崇焕的忠实部下、大明的优秀将领、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祖大寿,袁崇焕的第一个助手。
其实祖大寿这个名字,是很讨巧的,因为用当地口音,不留神就会读成祖大舅。为了不至于乱了辈分,无论上级下属,都只是称其职务,而不呼其姓名。
只有一个人,由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称其为大舅,原因很简单,祖大寿确实是他的大舅。
这个人名叫吴三桂。
当时的吴三桂不过十一二岁,尚未成年,既然未成年,就不多说了。事实上,在当年,他的父亲吴襄,是一个比他重要得多的人物。
吴襄,辽宁绥中人,祖籍江苏高邮,武举人。
其实按史料的说法,吴襄先生的祖上,本来是买卖人,从江苏跑到辽东,是来做生意的。可是到他这辈,估计是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了,于是一咬牙,去考了武举,从此参加军队,迈上丘八的道路。
由于吴先生素质高,有文化(至少识字吧),和兵营里的那些傻大粗不一样,祖大寿对其比较赏识,刻意提拔,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
吴襄没有辜负祖大寿的信任,在此后十余年的战斗中,他和他的儿子,将成为大明依靠的支柱。
吴襄,袁崇焕的第二个助手。
在逃到宁远之前,吴襄和祖大寿是王化贞的下属;在王化贞到来之前,他们是毛文龙的下属。
现在看来,毛文龙似乎并不有名,也不重要,但在当时,他是个非常有名,且极其重要的人,至少比袁崇焕重要得多。
天启初年的袁崇焕是宁前道,毛文龙是皮岛总兵。
准确地说,袁崇焕,是宁前地区镇守者,朝廷四品文官。
而毛文龙,是左都督、朝廷一品武官、平辽将军、上方宝剑的持有者、辽东地区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
换句话说,毛总兵比袁大人要大好几级。与毛文龙相比,袁崇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档次上。
因为毛总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总兵。
明朝总兵的演进
明代的总兵,是个统称,相当于司令员。但是,管几个省的,可以叫司令员,管一个县的,也可以叫司令员。比如,那位吃空额贪污的杜应魁,人家也是个副总兵,但袁特派员说砍就把他砍了,连眼睛都不眨,检讨都不写。
总而言之,明代总兵是分级别的,有分路总兵、协守总兵等,而最高档次的,是总镇总兵。
毛文龙,就是总镇总兵。事实上,他是大明在关外唯一的总镇级总兵。
总镇总兵,用今天的话说,是大军区司令员,地位十分之高,一般都附带将军头衔(相当于荣誉称号,如平辽、破虏等),极个别的还兼国防部长(兵部尚书)。
明朝全国的总镇总兵编制有二十人,十四个死在关外,现存六人,毛文龙算一个。
但在这些幸存者之中,毛总兵是比较特别的。虽然他的级别很高,但他管的地盘很小——皮岛,也就是个岛。
皮岛,别名东江,位处鸭绿江口,位置险要,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二里。毛总兵就驻扎在上面,是为毛岛主。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般说来,总镇总兵管辖的地方很大,不是省军区司令,也是地区军区司令,只有毛总兵,是岛军区司令。
但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其他总兵的地盘,是接管的,而毛总兵的地盘,是自己抢来的。
毛文龙,万历四年(1576)生人,浙江杭州人,童年的主要娱乐是四处蹭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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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棋下出来的兵法
毛文龙十分痴迷围棋,曾放言:“杀得北斗归南。”朋友问他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行棋如决战,对垒若交锋,个中先天深意,谁能悟之?”他听说西湖净慈寺有个叫逍遥子的道士,精通棋道,便跑去请教。道士告诉他:“昔日马融曾有《围棋赋》;班固也作有《弈旨》之论;大战在即,谢安还能淡定自若地下棋,最后大败后秦;费出征前仍能全神贯注地对弈,后来果然击退魏军。这里面的玄机是讲也讲不完的,所谓兵法,都在棋里啊!”临别前,道士又送了他一本秘笈,毛文龙读后,如醍醐灌顶,遂领悟到了兵法的奥妙。
由于家里太穷,毛文龙吃不饱饭,自然上不起私塾,考不上进士。而就我找到的史料看,他似乎也不是斗狠的主儿,打架撒泼的功夫也差点,不能考试,又不能闹腾,算是百无一用,比书生还差。
但要说他什么都没干,那也不对,为了谋生,他开始从事服务行业——算命。
算命是个技术活,就算真不懂,也要真能忽悠,于是毛文龙开始研究麻衣相术、测字、八卦等。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这方面的学问没学到家,给人家算了几十年的命,就没顾上给自己算一卦。
不过,他在另一方面的造诣,是绝对值得肯定的——兵法。
在平时只教语文、考试只考作文的我国古代,算命、兵法、天文这类学科都是杂学,且经常扎堆,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统称——阴阳学。
而迫于生计,毛先生平时看的大都是这类杂书,所以他虽没上过私塾,却并非没读过书。据说他不但精通兵法理论,还经常用于实践——聊天时用来吹牛。
就这么一路算,一路吹,混到了三十岁。
不知是哪一天,哪根弦不对,毛文龙突然决定,结束自己现在的生活,毅然北上寻找工作。
他一路到了辽东,遇见当时的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和他一见如故,认为他是优秀人才,当即任命他为都司,进入军队任职。
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这样的好事,没错,前面两句话是逗你们玩的。
毛文龙先生之所以痛下决心北上求职,是因为他的舅舅时来运转,当上了山东布政使,跟王化贞关系很好,并向王巡抚推荐了自己的外甥。
王巡抚给了面子,帮毛文龙找了份工作,具体情况就是如此。
在王化贞看来,给毛文龙安排工作,是挣了毛文龙舅舅的一个人情,但事实证明,办这件事,是挣了大明的一个人情。
毛文龙就这样到部队上班了,虽说只是个都司,但在地方而言,也算是高级干部了,至少能陪县领导吃饭。问题在于,毛都司刚去的时候,不怎么吃得开,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关系户,都知道他没打过仗,所以,都瞧不起他。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这一天,辽阳陷落,辽东经略袁应泰自尽,数万守军全军覆没。至此,广宁之外,明朝在辽东已无立足之地。
难民携家带口,士兵丢弃武器,大家纷纷向关内逃窜。
除了毛文龙。
毛文龙没有跑,但必须说明的是,他之所以不跑,不是道德有多高尚,而是实在跑不掉了。
由于辽阳失陷太快,毛先生反应不够快,没来得及跑,落在了后面,被后金军堵住,没辙了。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化化装,往脸上抹把土,没准儿还能混过去。不幸的是,他的手下还有两百来号士兵。
带着这么群累赘,想溜溜不掉,想打打不过,明军忙着跑,后金军忙着追,敌人不管他,自己人也不管他。毛文龙此时的处境,可以用一个词完美地概括——弃卒。
当众人一片哀鸣,认定走投无路之际,毛文龙找到了一条路——下海。
他找来了船只,士兵们安全撤退到了海上。
然而很快,士兵们就发现,他们行进的方向不是广宁,更不是关外。
“我们去镇江。”毛文龙答。
于是大家都傻了。
所谓镇江,不是江苏镇江,而是辽东的镇江堡。此地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与朝鲜隔江而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极其坚固,易守难攻。
但大家之所以吃惊,不是由于它很重要、很坚固,而是因为它压根儿就不在明朝手里。
辽阳、沈阳失陷之前,这里就换地主了,早就成了后金的大后方,且有重兵驻守。这个时候去镇江堡,动机只有两个:投敌,或是找死。
然而毛文龙说,我们既不投敌,也不寻死,我们的目的,是攻占镇江。
很明显,这是在开玩笑。辽阳已经失陷了,没有人抵抗,没有人能够抵抗,大家的心中,有着共同且唯一的美好心愿——逃命。
但是毛文龙又说:我没有开玩笑。
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横跨海峡,航行上千里,到达敌人重兵集结的坚固堡垒,凭借我们这支破烂不堪、装备不齐、刚刚一败涂地、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去攻击装备精良、气焰嚣张、刚刚大获全胜的敌人,是以寡敌众。
我们不逃命,我们要攻击,我们要彻底地击败他们,我们要收复镇江,收复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
没有人再惊讶,也没有人再反对,因为很明显,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一个足以让他们前去攻打镇江、义无反顾的理由。
在夜幕的掩护下,毛文龙率军抵达了镇江堡。
事实证明,他或许是个冲动的人,但绝不是个愚蠢的人。如同预先彩排的一样,毛文龙发动了进攻。后金军队万万想不到,在大后方竟然还会被人捅一刀,没有丝毫准备,黑灯瞎火的,也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从哪里来,只能惊慌失措,四散奔逃。
此战明军大胜,歼灭后金军千余人,阵斩守将佟养真,收复镇江堡周边百里地域,史称“镇江堡大捷”。
这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朝在辽东最大、也是唯一的胜仗。
消息传来,王化贞十分高兴,当即任命毛文龙为副总兵,镇守镇江堡。
后金丢失镇江堡后,极为震惊,派出大队兵马,打算把毛文龙赶进海里喂鱼。由于敌太众,我太寡,毛文龙丢失了镇江堡,被赶进了海里,但他没有喂鱼,却开始钓鱼——退守皮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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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捷还是奇祸?
收复镇江,在王化贞看来是一次“奇捷”,他居然不跟熊廷弼打声招呼,就直接向朝廷去献俘请功。对此,熊廷弼很是恼火,他认为毛文龙此举乃“奇祸”,非但无功,反而有罪。因为当时各方面的军事部署还没有集结完毕,发动攻势过早,不仅会打乱原本的全盘部署,还会激怒后金,导致他们报复民众。由于毛文龙的举动迎合了辽人急欲收复失地的心理,再加上大学士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等都力挺王化贞,熊廷弼的意见根本没人支持。此后不久,果然发生了屠城事件。
毕竟只是个岛,所以刚开始时,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可不久之后,他就用实际行动,让努尔哈赤先生领会了痛苦的真正含义。
自天启元年以来,毛文龙就没休息过,每年派若干人,出去若干天,干若干事,不是放火,就是打劫,搞得后金不得安生。
更烦人的是,毛岛主本人实在狡猾无比,你没有准备,他就上岸踢你一脚,你集结兵力,设好埋伏,他又不来了,就如同耳边嗡嗡叫的蚊子,能把人活活折磨死。
后来努尔哈赤也烦了,估计毛岛主也只能打打游击,索性不答理他,让他去闹。没想到,毛岛主又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
天启三年,就在后金军的眼皮底下,毛岛主突然出兵,一举攻占金州(今辽宁金州),而且占住就不走了,在努尔哈赤的后院放了把大火。
努尔哈赤是真没法了。要派兵进剿,却是我进敌退;要登陆作战,又没有那个技术;要打海战,又没有海军,实在头疼不已。
努尔哈赤是越来越头疼,毛岛主却越来越折腾,按电视剧里的说法,住孤岛上应该是个很惨的事,要啥啥没有,天天坐在沙滩上啃椰子,眼巴巴地盼着人来救。
可是毛文龙的孤岛生活过得相当充实,照史书上的说法,是“召集流民,集备军需,远近商贾纷至沓来,货物齐备,捐税丰厚”。
这就是说,毛岛主在岛上搞得很好,大家都不在陆地上混了,跟着跑来讨生活,岛上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还能抽税。
这还不算,毛岛主除了搞活内需外,还做进出口贸易,日本、朝鲜都有他的固定客商。据说连后金管辖区也有人和他做生意,反正那鬼地方没海关,国家也不征税,所以毛岛主的收入相当多,据说每个月都有十几万两白银。
有钱,自然就有人了。在高薪的诱惑下,上岛当兵的越来越多,原本只有两百多人,后来袁崇焕上岛清点人数时,竟然清出了三万人。
值得夸奖的是,在做副业的同时,毛岛主并没有忘记本职工作。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创造了很多业绩,摘录如下:
天启三年,占金州。
四年五月,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后金国东偏。
同年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
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
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
乱打一气不说,竟然跑到人家地面上屯田种粮食,实在太嚣张了。
努尔哈赤先生如果不恨他,那是不正常的。
可是恨也白恨,科技跟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毛岛主胡乱闹腾。
拜毛文龙同志所赐,后金军队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很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唯恐毛岛主在背后打黑枪,以至于长久以来不能安心抢掠,工作精力和情绪受到极大影响,反响极其恶劣。
如此成就,自然无人敢管,朝廷哄着他,王化贞护着他。后来,王在晋接任了辽东经略,都得把他供起来。
毛文龙,袁崇焕的第三个帮助者,现在的上级、未来的敌人。
天启三年,袁崇焕正热火朝天地在宁远修城墙的时候,另一个人到达宁远。
这个人是孙承宗派来的,他的职责,是与袁崇焕一同守护宁远。这个人的名字叫满桂。
满桂,宣府人,蒙古族,很穷,很勇敢。
满桂同志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打仗苗子,从小爱好打猎,长大参军了,就爱好打人。在军队中混了很多年,每次出去打仗,都能砍死几个,可谓战功显赫。然而战功如此显赫,混到四十多岁,才是个百户。
倒不是有人打压他,实在是因为他太实在。
明朝规定,如果你砍死敌兵一人(要有首级),那么恭喜你,接下来你有两种选择:一、升官一级;二、得赏银五十两。
每次满桂都选第二种,因为他很缺钱。
我不认为满桂很贪婪,事实上,他很老实。
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也能拿钱。
就这么个混法,估计到死前,能混到个千户,就算老天开眼了。
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
万历四十七年(1619),杨镐率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全军覆没,光将领就死了三百多人。朝廷没人了,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桂同志就此改头换面,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孙承宗。
天启二年,在巡边的路上,孙承宗遇见了满桂,对这位老兵油子极其欣赏(大奇之),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一年后,满桂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
满桂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经验丰富,还能搞外交。
当时的蒙古部落,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明军压力很大。而满桂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很快,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全都服气了(桂善操纵,诸部咸服)。
此外,他很擅长堆砖头,经常亲自监工砌墙;还很喜欢练兵,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倒八歪。
就这样,在满桂的不懈努力下,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
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
其实矛盾还是有的,但问题不大,至少当时不大。
必须说明一点,满桂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而袁崇焕,是宁前道。就级别而言,满桂比袁崇焕要高,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制武,所以在宁远,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高一点点。
而据史料记载,满桂是个不苟言笑,却极其自负的人。加上他本人是从小兵干起的,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一个五十两),注重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当然,这当中也包括袁崇焕。
但有趣的是,他和袁崇焕相处得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
袁崇焕的五个帮助者
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在辽东混的,大部分都是老兵油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在这些人看来,自己这种文化人兼新兵蛋子,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他非常谦虚,非常能装孙子,还时常向老前辈们(如满桂)虚心请教,“满桂们”也心知肚明,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都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大家混得都还不错。
满桂,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他于死地的对手。
或许你觉得人已经够多了,可是孙承宗似乎并不这么看,不久之后,他又送来了第五个人。
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名字叫赵率教。
赵率教,陕西人,此人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
此人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也是托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得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应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
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辽阳就丢了,袁应泰自杀,他跑了。
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
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
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儿,哪儿就倒霉,而且他毫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当然,是反面典型。
对此,赵率教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然而不久后,赵率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
王在晋认为,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同样坚定的话时,他认定,赵率教同志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
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了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您要去收复哪里?
赵率教回答:前屯。
前屯,就在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
在确定赵率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在晋也说了实话:
“收复失地固然是好,但眼下无余兵。”
这就很实在了,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也没法儿。
然而,赵率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
“无须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
老子是辽东经略,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私人武装?于是好奇的王在晋提出了问题:
“你有多少人?”
赵率教答:
“三十八人。”
王在晋彻底郁闷了。眼下大敌当前,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
这都啥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还嫌不够乱?
于是一气之下,王在晋手一挥:你去吧!
这是一句气话,可他万没想到,这哥们儿真去了。
赵率教率领着他的家丁,三十八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
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率教疯了。
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
“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
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
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赵率教在此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组织屯田。
王在晋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他认为,在那片遍布敌军的土地上,赵率教很快就会故技重演,丢掉一切再跑回来。
几个月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
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三十八人后,他找来了赵率教,问了他一个问题:
“现在这里有多少人?”
赵率教回答:
“民六万有余,士兵上万人。”
从三十八人到六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率教,自己骑马回去了。
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
就赵率教同志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就差点被人给砍了。
正当赵率教捋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赵率教明白,这回算活到头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赵率教在辽阳的时候,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手握军队主力的赵率教应全力作战,然而他逃了,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
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率教不能跑,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此类情形必死无疑。
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
孙承宗听说此事后,当即去找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率教先生放了。
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率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
而赵率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率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