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绷的神经一动,渗满汗的头皮一抽。这一定是坐不住的越南追兵,见劝降不成,便开始主动出击了。
探出头,我看向防线的左翼。果然,十几米外那队蹲守在左翼的的越军士兵,有了动静。树隙乱草间,开始有墨绿色的军装游动。他们鬼鬼祟祟,弯着腰,靠着树,在寻找咱们的影子。
这快眼一探,我就看到林间的三两个影子。其中一个人的脸看得还异常清晰,那是一张稚嫩的脸庞,看起来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难道逼压咱们的,是一群小娃娃?
一个人的视野太窄、太有限,我不确定是否有敌人从其他方向摸了过来。但见敌之后,我立即做出了反应。对着那个稚嫩的娃娃兵,我瞄也没瞄准,就按下扳机,泼出了一排子弹,让弯腰走行的他们低趴下了身子。
管他是小娃娃还是老人家,我可不会有半点儿心软。
泼完子弹,我还在等察敌情时,另一侧的树林一阵“哒哒哒”的急响,还击的子弹连招呼也没打一句,就朝我的区域打来。还击而来的子弹没个准头,全都打在了几米外的树干上,或是穿叶而过,飞到天坑的上空。
我猛的回身,低头躲避在树干后。想必开枪的人并不清楚我的位置,他不过是听到我的枪声,才寻声开枪。这不是好事,子弹不是从背后的刘思革那头飞来,说明除了左翼两翼,还有另一股敌军火力往防线围来。
糟了,糟了,我心头一沉,老子这次是彻底被刘思革连累了!敌人兵分几路,一齐而攻,崖头上就两个人,哪里能抵挡得住?这一次,怕该是真要拉响光荣弹了!
事实上,当黄班长决定速降下崖、逃脱追兵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前有围攻的越南追兵,这决定了我们无法从容的逃脱。而逃脱的办法,是将性命系在一根绳索上头。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就滑下崖头,这相当于将性命扔掉了一半。
而另一半,则取决于你在绳索上的表现。心理和身体素质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我看来,要在如此高的高度上速降而下,心理素质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如果心脏担惊受怕,恐高惧敌,那还谈何完成速降的动作?
而想要在绳索上安稳不惊的速降,必须要有人为你掩护才行。如果后方没有人掩护,我想谁也没勇气捏上绳索往下速降——越军士兵要是畅通无阻的跑到悬崖边上,自然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吊下悬崖,一刀斩断绳索后,后果可想而知。
这便决定了,总会有人是最后一个走。而最后走的那个人,必须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因为他极有可能牺牲:
一杆枪敌不过一队越南追兵,他很可能会被围而歼之;也可能好不容易捏住了绳子,速降在半空中时,却被畅通无阻的越军发现蹊跷。绳子一旦被斩断,便是粉身碎骨。
目前悬崖上就剩我和刘思革两个人,至于说我和他究竟谁来抱“必死的决心”,我还没想好,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目前的情况是,几路而来的越军士兵,让两个人没有空去抽签选择,我们两个人都要抱好“必死的决心”,谁都不能丢。
因为,我和刘思革,可能谁都走不了。
那一刻,深深的绝望让我情绪快要失控,后悔与愤怒挤填在我的脑海。吴建国啊吴建国,你为什么放着活命的机会不走,要去管及刘思革这个臭小子?那发善心的坏毛病,难不成传染给你了?
我甚至找不到词语来辱骂自己!
再次压低身躯,我冒着天灵盖随时会被掀掉的风险,侧头偏出树干。那队被我打压住的娃娃兵,这时已经站起身来。绿军装的影子在树隔叶隙间快速的往右侧跑动,不知道他们要做个啥。脑袋猛转,我看向树林里的其他方向,所幸没看见逼近的影子。
为了不让包围过来的越军士兵们发现咱们少了人,我便对着那一队跑动中的娃娃兵连按扳机,十秒的时间就将满满的弹匣打了个光。子弹本身带得不多,我这完全是在“穷大方”。但唯有使出这般狠劲儿,才能打压一下越军士兵的嚣张气焰。
跑动的娃娃兵们想必是被我打中了,只听那头一身惊叫,有人摔了跟头。
一边换弹匣,我一边急身退后几步,几乎和刘思革背靠背。因为其他人已经走掉,两个人只有靠到最近,才能将脆弱防线的视野放至最宽。后头几步就是悬崖峭壁,我俩挤在“半岛”上面,无路可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拖延打法,更是使不出来。
我悲观的认为,现在已经不用讲求战术了,该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死得体面点儿、如何多拉几个敌兵垫背。
再看刘思革那边,右翼的那队士兵胆子稍微要小点,子弹将他们稳稳的压制在了树木后头。虚弱的老小子听闻敌声四起,便慌乱了神。一匣的子弹打完,他来不及去更换冲锋枪的子弹,就动起颤抖的手,摸出了手枪接着打。
被我打得手忙脚乱的那队娃娃兵,好像与另一股队伍汇合在了一起。他们的跑位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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