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了十几米,我们止步在另一侧的悬崖上,终于收住了缰。
天坑上方的悬崖,并不是如河岸那样,顺水而形,光滑平整。我一个兵营里的“半罐水秀才”,脑袋里根本没有半点关于地质方面的知识,搞不清眼前的“天坑”这是如何形成的。但从那峭壁险壑我能猜到,这个大坑必然是从地面塌陷下去的。
其复杂的地质运动我弄不明白,但陡然塌陷巨坑,在我们身前的地面,留下了凸凹无序、毫不规整的“悬崖线”。“悬崖线”急伸陡收,一会儿在天坑的上方凹进“港湾”,一会儿凸出“半岛”。
再加上繁枝密叶的遮挡,我们根本看不清“悬崖线”的脉络。于是乎,这一撤之下,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半岛式”的崖头上——前面是追兵,左右以及背后,都他娘是无路可走的悬崖!
悬崖旁倒是收住了缰,但“同志们的热心肠”,却得来一处新悬崖。
我们来不及另寻他路,就又听树林里呜吼连天。一颗手榴弹未能掩护住六个人的短距离转移,眼尖的越南猴子们,立即从爆炸中回过神,他们如垂涎的豺狼,又逼追了过来。手榴弹不是原子弹,它的爆炸,没能像电影儿里的那样,将敌人们炸得漫天飞舞、全军覆没。
至于说手榴弹让越军士兵伤亡了多少,我这辈子都无法知道。危机关头中留存下来的记忆总是模糊的,我不知道树林里的那些呜喊,有哪些是在痛叫,有哪些又是在指挥调集兵力。
事实上,王军英当时也看不准分散的越军的具体位置,他不过是想借一声爆炸,让我们有喘息的机会、有撤离的时机。
穿林而过的几粒子弹,让我们没得选择。放下浑身是血的刘思革,我们只好蹲伏在树干繁草后,再次找好了掩护位置。我本以为能从绝境之中逃离出来,于是再次面临绝境时,那颗求生的心,不再那么强烈,倒是凉了一半。
“黄连,黄班长,这可咋整!我的子弹不多了!”旗娃直直的举着枪,话语却乱了神,“咱要接着跑路吗?”
越军士兵的枪响断断续续,吼声时长时短。那飞嗖而来的子弹,在朝着我们的方向打,而前方那挤身入林的簌响,却四散而开。这响动背后的战术动作再明显不过:狡猾的越南追兵们,是在包围咱们——我最为恐惧的“被包饺子”,还是发生了。
真的完了吗,急喘之中我咽下一口唾沫,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随时可能现出敌影儿的树林。侦察面罩有些缩窄视野,方才情况紧急,我还忘了头上罩着这玩意儿。面罩是用来隐蔽行踪的,现在自然没了用处。一把扯下,视野变宽不少,头上的热汗也不再闷捂。
越军士兵的“饺子”一旦包好,被困在崖头的我们,恐怕是插翅难飞。区区六人,冲出步枪包围圈的概率,基本为零。
许多年过去,我还能回忆起当时那股心境。那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绝望,你明白情况已经到了最糟糕的时候,唯有期盼奇迹出现,才能挽回颓势。
但那股强烈的绝望,压得你甚至想不出会有什么奇迹,能让你活下性命。心窝里头,也悄然多了一台天平秤,搁在一头的绝望越是沉重,另一头的求生欲望就抬得越高。甚至说,我脑袋里冒出了一个可耻的想法。这个想法虽然羞于出口,但的的确确是在我脑袋里浮现过。
要不要投降做俘虏?我问着自己。
“这还往哪里跑?”邓鸿超握着手枪,回头看了一眼几步之外的断崖峭壁。
“那咋整,罚站等死吗!”旗娃吼着说,“要不然咱打出去,反正站这儿也是死!”
“别吵!”王军英训斥了他一句。
旗娃这一问,问住了黄班长。因为五个人都盯着他,等他下达命令。没有过实战经验的黄班长,哪里遇到过这等情况。他急得扯下了侦察面罩,一时间喉咙如被石头噎堵,讲不出半句话语。
“打出去必死无疑。”邓鸿超蹲了下来。
满头大汗的黄班长,左盯盯右看看,迟迟拿不出主意。
慌得直吐气的旗娃,盯了黄班长一眼,便别过头,留意敌情。
就在我思考着如何冲出包围圈,脱离无路可退的困境、逃出生天时,喘着粗气的黄班长,忽然快语急令:“绳子拿出来,下崖!”
下崖?我惊看了他一眼。
这时,敌兵们的影子又隐现在面前的树林里。阴魂一样的越军士兵,又朝咱们逼压了过来。大家在密集的枪响中一边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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