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在那晚的行动中,田荣国需要不停转移位置掩护我,抱着机枪的他,在黑暗的坡头上跑来走去,没被敌人的炮火炸中,也没被敌人的子弹打着,却一脚踩中了地雷。最终失血过多而光荣牺牲。
我哪里又会知道,那晚让我欣喜、让我立功的几声爆炸中,有那么一声,是响在田荣国的脚下。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盖着白布,被抬进车里。两个同乡,一个戴功回国,一个马革裹尸。攻坚行动结束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在回想关于那天的画面,那天的对话,我知道,如果不是田荣国在我旁边,敦促我撤移位置,我早就被炮火炸开了花。
换句话说,我这命其实是他救回来的。
但让人酸心的是,我戴功回国,成了英雄,但田荣国因为一些原因,只有一纸烈士证明,以及“死人荣誉”。我大书特书,向上级写了好几次报告,申请为他追授更高级别的荣誉。
但那时候的部队还没到裁军,“臃肿”的机关办事效率极低,我奋笔疾书下写出的报告,甚至都没能递交到管事的人手里。而那些字出肺腑的报告,自然是石沉大海,了无音讯。
通过正规途径向田荣国讨回荣誉的事情,无疾而终。
战事结束之后,借着探亲假的时间,我回了一趟家。田荣国的父母已经收到了部队的信,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
但我还是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儿,把我那块稀罕的奖章交至他家,说这是部队追授的奖章,让我代交过来。
这本来就该是他的,我坚信不疑。生命才是最宝贵的东西,奖章再闪耀,又有什么用呢?
但奖章确实有用——田荣国的父亲捏着奖章盒子,那悲怆的泪水里,悄然中增添了几分慰藉。这也许就是荣誉的作用吧,至少会让人知晓,死的人没有白死,而是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死。
事实上,在入伍之前,我跟田荣国并不是什么要命的好朋友,也根本没什么交流。只是在入伍之后,两人才觉合得来,谈得拢。如今他离世而去,更为我带来了“死亡崇拜”。
天人相隔之后,两人本不太深的感情,悄然在我心中发酵,升华到了新的高度。
回部队后,上级又放了我几天假,让我收拾收拾,准备前往北方的某个城市深造。但我不认为这件事就完了,因为见识了田荣国家里的凄凉后,心里的不满放至了最大。我硬是想着要替他讨个说法,见前几次申请无果,年轻气盛的我,直接就找到团部,想去大闹一场。
当着领导的面,仗着一腔热血,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举动。最后的结果是,我想要的东西没有批下来,而自己却还受了处罚。
因为事情影响很坏,我受到了公开批评,而那个前往军校学习的美好仕途,也就这样被我亲手断送了。上级是准备将我开除军籍,踢出部队,但幸在有功在身,有领导愿意给我改错的机会,减轻了我的处罚。于是乎,我被调离了原部队,留住了军籍,转了士官。最后因为一道不知所以的调令,又来到了侦察连。
跟我一起受罪的,还有那两个军区的记者。他们采访我数次、幸幸苦苦改了好几次的新闻稿子,就因为这件事,被一刀切下不予刊登。
而那闪耀的“战斗英雄”四字,再没与我的名字有半点瓜葛。
如今回想起来,假如当时我的性格不那么急躁,做事的方法不那么武断、不顾后果,那今天的境遇必定会大不一样。我可能会是人尽皆知的战斗英雄,也可能是机关干部。总之不会是一个“糜烂”在基层的老资格。
虽说这件事是我的心病,但很多地方我做得实在不妥。后悔那是肯定的,可是,在这事情的根本动机上,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田荣国命都丢了,我还有什么不能丢的呢?
只是说,我吃了脾性的亏,不仅该有的东西没为他要回来,自己还落得了这般下场——这便是心病的原因。
这件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没想到黄班长这个临时领导竟还知晓。他就用了几句平淡的话,将这件事情讲给了旗娃他们听。而作为当事人的我,则听得沉默不语,满是思绪。
命运是个爱捉弄人的小老头儿,他左拈右夹,像是在饭桌上添错了菜,也像是在牌桌上出错了牌,它让我落了一场空欢喜,还把我这个老年轻,二次丢回了越南这片土地上。
尽管洞穴里只有低声细语,但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几年前的那个夜晚里震破耳膜的炮火。田荣国,董班长,陈定远,战友甲以及“小八羊”,好像也都围到了火堆前。
黄班长讲完,几人也都沉默。我吐了口烟,从回忆里抽回了神,无言的望向他们。几个人的眼神里,竟没有奚落,倒现出几分崇拜。
黄班长转过身,展开了地图:“看吧,假如你们的建国哥当年脾气不那么火,没有无视纪律,他可能就是我们几个的上级了。所以,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论在哪里,都不能由着性格来。”
我丢掉烟头,缓缓点头,同意黄班长的看法。
“对,别像我那样。”我说。
刘思革沉默起看了我一阵,然后拖过背囊,枕头躺下。
“可惜了,可惜了。”邓鸿超摇摇头,“但别气馁,这次肯定还能领个勋章回来。”
“没看出来,战斗英雄就坐我旁边呢!”旗娃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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