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拙补心，勤必有成

    本着这样的原则，曾国藩真可谓劳心劳力，以一“勤”字终其身。即使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自责：近日来公事上不是特别地仔细，访客也很多，志趣也比以前散漫了，军事、吏事、粮饷事、文事每日都应尽心尽力，以求进步。因为一日没有长进就是退步了。以后每日会更加留心吏事，勤见僚属，多了解情况；留心军事，从教训将领，督察操练下手；留心粮饷之事，从人数上下手；留心文事，从广征占训开始。每天中午之前多留心吏事和军事，午后多留心饷事，晚上看文事。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1869年初，他进京见陛，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亨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最费心的便是处理积案。据吴汝纶记载：曾国藩办理积讼，从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结销新旧各案40191起，从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止，连同闰月，共24个月，又结案90155起。平均算下来，前一段时间，每天180多件，后一段时间，每天也要处理120多件，其勤奋程度，实在令人瞠目。在他的倡导下，直隶吏治迅速改观。清廷称许曾国藩“办事认真，干吏治民风，实心整顿，力挽弊习”。

    从曾国藩一生做事风格可知，“勤”字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诀。曾国藩说过的勤奋之道，“精力虽至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勤没有限制，越勤越好。勤字不仅可以积善成多，还可激励士气，振作精神。

    他把勤字的表现归纳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是苦心剖析，大小条理始终清晰，理其绪而分之，可合并同类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后来他又总结出了三勤：口勤，处处察看；脚勤，事事体恤；心勤，勤思多动脑。

    此五到三勤是曾国藩对勤字的深刻体验和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纵观他自己居官从政，无论办什么事情，五到三勤都有充分体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经常伴随其左右，隔日就拜见一次。后来吴汝纶出任知州，曾国藩教诲他说，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亲理细事为先。曾国藩自己事必躬亲，从而保证了每件事都能按质按量完成，很少疏失。而李鸿章则与之不同，李鸿章告诫吴汝纶，为官不必亲理小事。吴妆纶比较二人优长，还是觉得曾国藩说得更有道理，决定以他为榜样。但做了几天就受不了，其中劳心劳力，实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实则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也谈不上秘诀，就看有没有这种毅力做下去了。

    由此可见，亲自做事，做到小勤并不难，但要做到永勤，除非有绝大毅力和坚定志向，否则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而且这样做对一个人的身体也有消极影响。曾国藩很注意养生但他一生操劳，终患恶疾。因此，“勤”字也要有个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