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已体察贵专而有恒

    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古人所言之“治学业”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

    凡有所成者，无一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之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与其善于总结的治学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有的史书中这样记载曾国藩生命的最后时光：同治十一(1871年)年正月，曾氏已如风中残烛。二十三日这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出城迎候前河道总督苏廷魁，途中在车上“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而口噤不能出声”。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那十几天中他每天都读修身养性的((二程全书》，希望在身心修养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月初二，曾又发病，“因告二子，丧事宜遵古礼，勿用僧与道”。是夜仍读(仁程全书》。

    二月初三，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晚饭后阅书中《张子》一卷。《理学宗传》是曾氏所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即逝世。

    就凭最后这一点，我们就足以明了曾有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了。“坚持”二字笔画不多，说起来也不难，但能切实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不专注的喜爱不能称之为喜爱，半途而废的志向也不能称之为志向。

    曾氏治学，强调有志、有识、有恒。他认为只要是读书人，首先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的人就不甘于人后而发愤图强；有见识的人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不会自以为是地像一只井底之蛙；有恒心的人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具体的读书方法，曾国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家书中这样说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佐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镇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渚文，亦宜在二j＝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除看、读、写、作之外，曾氏又说求业之精在于专，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的家书中提及，大意为：求业在于精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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