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怨气却始终在可引导的范围内,那种被老将们私下揣测的士兵“哗变”随着训练的深入人心而变得越来越难以出现。
张汉卿亲自编写“卫队旅军训”、“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卫队旅军训”全文如下: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卫队军官、士、兵、夫等,务本旅之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服从命令,共赴国难。”
士兵问答12条:
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吃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原来是什么人?答:也是老百姓。
问:我们和老百姓有这样的关系,应当怎样对待老百姓?答:应当爱护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问:敌强我弱怎么办?答:狭路相逢勇者胜。
问:枪林弹雨怎么办?答:为国牺牲死亦坦然,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
在那个时候,对军队教育还谈不到什么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士兵问答”,也还是别开生面的。若不是新军理解能力稍差点,张汉卿还想提前搞个“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来呢。
就这样,还是引起很多人的腹诽。不少奉军元老对于少帅的新式训兵法深感疑惑,在他们认为,军人的天职就是提枪打仗,花费精力时间去学写字画画做什么劲?难道你字写好了,多认识几个字了,敌人就被你吓跑了?
同城为官的冯德麟在听到这位张少帅的动静时,也不无讥讽地说:“真是有其子必有其父啊,奉天不赶走张作霖,天理难容!”
军事能力和政治素质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卫队旅的变革,很为当时一般军阀所讥笑。即使奉军内部,亦褒贬不一。以汤玉麟为首的顽固派当然在明面上对少帅的整军有所顾忌,但是对任参谋长的郭松龄,他还没放在眼里。对郭松龄的这种思想动员与训练模式,汤玉麟曾经讽刺地说:“郭鬼子尽出洋相。”
真是躲着也中枪。看人不爽,什么都会有问题。本来郭松龄日常生活均是严以律己的典范,风纪扣在任何时候都是板板正正的,颇有些西洋鬼子(日本)的风范,这也能被拿来当事说。
一部分政工干部逐渐崭露头角,从副职军官慢慢转了正,正式步入卫队旅指挥体系内;另一部分则在以少帅为主的政策纲领吸引下,从干部转为政工教员,开始培养新人,从而奠定了未来少帅未来的政治班底。
思想境界的不同决定了素质高下。在郭松龄的帮助下,少帅将有机会从帮派林立的老奉军内部有机会培养自己的人马来,在这一点上,张作霖基本没什么意见并乐见其成----接班人的嫡系,其实也是自己的嫡系啊。
但是谁都没想到这批“学生军官”的能量未来竟有如此之大。
反对派对于《卫队旅军训》的说法也不以为然:什么强邻之压迫,指的不就是日本吗?现在奉系与奉天日军的关系尚可,没事可不要引起什么妖蛾子来哦!
奉天日军不是没有动静。以小鬼子对东北的渗透程度,对张汉卿在卫队旅里搞的这一套不是没有耳闻。日本国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曾半真半假地表达对少帅所谓“强邻压迫”之说的探究,而张汉卿则一边大谈奉日友好,一边表示,此“强邻”非指日本。
但土肥不死心,他直接问道:“在中国,应该没有比日本更近的邻居了。”
张汉卿回答:“我们中国有句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嘛,有合作之心,虽远必近;有取恶之心,虽近必远。最近英国在藏缅中国一侧又不安份,但我中|央因鞭长莫及,故有此说。”
土肥无可奈何,但又不好明着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