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回芦沟桥全面抗战起委员长庐山谈话行

他首先指出了“七.七”事变的严重性：“现在冲突地点已到达了北平门口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X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说：“中国民族本身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和平未到根本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楚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只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图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蒋介石指出：中国政府对于“芦沟桥事变”的总原则是，“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同时，蒋介石还阐明了中国政府最低限度的4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中央政府所派的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三、中国民众的自发抵制行动，不得进行干预。四、第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在谈话中强调：“芦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19日，这个演说公开发表，并送交日本大使馆。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以来的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表明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抵抗侵略的严正立场。主席曾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频繁举行四相、五相和内阁会议，研究处理事变的策略。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决定立即增兵华北，从日本国内派遣第0师团，并将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和驻朝鲜的1个师团开赴华北。

    芦沟桥事变发生时，肩负冀察重任的宋哲元尚在山东乐陵老家，他在收到蒋介石的电令后，于11日夜才赶回天津。此时，宋哲元对“七.七”事变的严重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他幻想和平，企图以让步达到妥协，以保冀察地区的既成局面。他误信日本“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的谎言。同时，宋哲元也不相信蒋介石会真正抗日。作为军阀，宋哲元还想竭力保存实力。在他认为，正是因为第9军是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他宋哲元才把持了冀察平津大权。尽管蒋介石三番五次电令，他还是打算周旋于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

    正在此时，7月11日下午时，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收到日本国内打来的特急电话，向今井武夫传达了东京内阁会议的决定：“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从这时起，日本华北驻屯军把芦沟桥事件，上升到了华北问题的高度，并确立了武力解决的方针。

    华北驻屯军在确立这一方针后，考虑到需要拖延时间以准备战争，因此，仍未停止与中方代表的谈判。7月11日晚，松井还煞有介事地与秦德纯搞了一个《芦沟桥事件现地协定》，似乎芦沟桥事变真的就要以和平方式“就地解决了”。

    在和平烟幕下，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将要开始，就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北平方面为表示自己的友好和诚意，当天晚上，把几天来俘虏的00多名日本兵送回了丰台。

    自7月11日起，日军增派华北的部队陆续到达密云、古北口、高丽营、唐山、通州等地，完成了对平、津的包围。同时，大批飞机、大炮、坦克也由日本、朝鲜和东北源源不断地运往平津一带。占据芦沟桥附近的日军，仍未依约撤退。

    日军的和谈是缓兵之计，但和平对企图保存实力的宋哲元有诱惑力。为制造和平气氛，他于1日下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军摩擦。”为博得日本人好感，还特意将此令通报日军。

    就在宋哲元做出和平姿态的同时，7月14日，日本华北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了**、取缔排日言论和团体，中国军队撤出华北等7项要求。

    这7项要求苛刻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宋哲元表示原则上无异议，惟希望延缓实行。在此期间，宋哲元一直没有进行有效的抗战准备。

    宋哲元的妥协努力都是徒劳的。7月中旬，日本陆军本部认为，对华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借口中国军队北上，把对华交涉政策改为有限期交涉。他们估计华北驻屯军在7月19日前后，可以完成作战部署，于是把限期定为19日。其最低要求是：一、宋哲元正式道歉。二、处罚责任者包括冯治安。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四、在7月11日协定上改为宋哲元签字。同时要求南京政府使中央军恢复旧态势，中止对日军事行动，并不得妨碍就地解决。这实际上是向中国发出的最后通牒。

    在防御问题上，第9军高级将领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主张以攻为守，一种主张以退为守。两种意见争论不下，宋哲元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一划说：“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我们以守为守吧！”

    这时，日军第一批增援兵力已全部进入华北，不管宋哲元方面如何让步，日本都不会满意。华北驻屯军发表声明说：“从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日本外务省0日凌晨1时也发表声明，认为国民政府的《备忘录》所言，日本政府难以接受。而且，目前事态恶化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一面阻碍现地协定，一面不断调中央军北上。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决定使用武力解决事变的方案，得到了日本内阁的批准。

    0日下午，日军猛烈炮击宛平城和长辛店，以此作为当天宋哲元关于“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信任，彼此推诚”的答复。

    1日，大批日军抵达丰台，日军飞机结队在北平上空侦察、示威。日，日军50架飞机飞抵天津，机械化部队也秘密运到华北。据南京中央7月日获得的情报，除关东军增援部队外，尚有日军8个师团计16万人正在来华途中，天津日军以40辆载重汽车往丰台运送军火。

    7月5日，日本铁甲车载兵100多人，当天下午以修理平津之间军用电话线为借口，从天津抵达廊坊，强行侵占车站，与当地驻军8师11团发生武装冲突，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日军派援兵千余人，在14架飞机和数辆装甲车掩护下，向廊坊发动猛烈攻击。车站、营房均毁于日军炮火。中国守军拼死抵抗，伤亡惨重，退出廊坊，转至黄村。日军随即进占北仓、杨村、落垡等车站，切断了北平与天津之间的交通。

    日军侵占廊坊后，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9军限期撤出北平，移驻保定地区。6日下午，日军乘6辆卡车由丰台向北平城内开进。到广安门时，遇到1师刘汝珍团阻击。由于日军卡车以最快速度冲过城门，使日军一部分冲进城内，另一部分被阻于城外。当晚10时左右，战斗停止，已入城的日军分散隐蔽在附近高粱地里。次日晨，入城日军被迫按照9军指定的路线，到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没有入城的日军退到丰台。

    7月7日，日军向通县发动总攻，激战到中午，中国军队突围撤退。直到此时，宋哲元才电请蒋介石速派军队北进，以解北平之围。

    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之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

    宋哲元当即答复日方，6日提出的最后通牒，对日方的一切无理要求，均予以拒绝。并于当日召集军政要员会议，会后通电全国，决心誓死守土。同时电令第9军各部奋勇抵抗。

    7月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北平郊区发动进攻，日军集中大量兵力，并配有个炮兵团，百余辆战车，10多架飞机，大举进攻南苑。中国驻南苑守军第1师，在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浴血奋战，激战5个多小时，中国守军伤亡000多人，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表现了一个中国军人应有的气节。

    当日，南苑陷入日寇手中。

    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和第11旅团主力，分别向北苑等地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宋哲元见大势已去，遂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第9军各部奉命于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9日，北平陷落。

    9日凌晨，驻守天津的第9军8师6旅一部，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偕同天津保安警察部队，向日本驻天津各机关及租界发动进攻。李文田与副指挥刘家鸾、天津市秘书长马彦忡联名通电：“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中国军队一度攻占了北仓飞机场及日军驻守的车站，逼近日租界中的海光寺营房，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后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在战车、飞机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反扑。天津总车站、南开大学校舍等处大半毁于战火。中国军队血战一昼夜，决定放弃天津，向马厂撤退。三日之内，平、津陷落。

    平津陷落只是战争的开始，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意图十分明确，随即便开始向整个华北进攻。中日全面战争由此展开。那么，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将指向何处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