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关锦璘矗立在建筑中军用机场和刘鹗攀谈时,离“九一八”事变已经10年;“卢沟桥”事变也有4个年头,国民政府还未向日方宣战,这其中有何蹊跷?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激情的压力之下;蒋介石虽然表态要进行抵抗,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但仍然对日本心存幻想。
197年7月8日,蒋介石让外交部长王宠惠派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大使馆;就卢沟桥事变向日本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寻求和平解决,避免事态扩大。
但日本方面很强硬,他们提出,“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拒绝了蒋介石要求谈判的建议。
即使如此,国民政府仍然希冀像“九一八”事变一样,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
因此,一直与日本方面保持联系;双方也一度达成了口头停战协议。
只不过197年7月10日,日军炮轰轰宛平城使得战火重燃。
面对日本人的尔虞我诈,国民政府除了“抗议”、“谴责”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招数。
197年7月1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再次会晤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提出和平解决方案。
该方案被日高信六郎一口回绝,此后,在日本大规模向华北增兵的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居然严令停止抵抗,放手让王宠惠与日本人谈判。
王宠惠与日本人接触甚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对日益恶化的形势非常清楚。
197年7月15日,王宠惠在行政院会议上建议国民政府尽快与日本正式断绝外交关系。
王宠惠的建议得到国民政府重视,于197年7月17日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事。
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种,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
因此,会议决定不宣布与日本断绝国交。
在此后相当长的抗战中,蒋介石一直心存幻想;采取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
事实上,哪怕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同胞0多万人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蒋介石依旧派出的特使不间断地在香港与日本进行接触、谈判,一直至日本投降也未终断。
应该说,自197年以来,中国的抗战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虽然中国多次请求美、英、法列强进行经济和武器上的支持,但后者都不理不睬或者一口拒绝。
英、法担心日本对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甚至切断了中国经过缅甸和越南通往国际的通道,给了中国窝心一刀。
美国稍好,虽然美国商人将大批战略物资卖给日本人;但多多少少还是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倒是蒋介石最大的敌人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其总量超过了美、英、法等民主国家的总和。
美国人加大在成都周边部署军用机场,日本人在上海对租界越来越强硬的政策;是关锦璘都感觉到,日本和美国必有一战。
如果日本和美国发生战争,对千孔百疮的中国战场无疑是一种缓释。
天不灭华哟!关锦璘有点兴奋地在心中喊了一声,把思绪拉回到眼前。
寻思成都郊区正在修建和已经启用的B-9大型轰炸机专用机场,是日美必有一战的前奏曲。
但现在还不能如此评价,只能说美国在成都郊区修筑军用机场;是对中国抗战的国际人道主义支持。
美国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自然要被日本侵略者视为敌人;日本对美国宣战似乎为时不远。
可是日本弹丸小国敢跟军事强大的美国叫板吗,形势似乎还不明朗。
关锦璘心中想着,便将自己的想法和刘鹗、王国伦一起分享。
刘鹗听关锦璘如此讲,忧心重重道:“美国之所以在成都郊区部署B-9大型轰炸机,只不过是为了应付中国战场;中国的东南沿海海、陆、空全部被日本人控制,B-9大型轰炸机只能先停落在印度;再从驼峰航线飞来印度,日本人要是跟美国开战;那就十二分的小人了!”
王国伦愤怒不已:“日本人小人得志咄咄逼人,正和美国开战就有好戏看!美国不是有原子弹吗?那可毁灭人类的武器,惹恼美国人给日本投上一两颗;够他们喝一壶的!”
王国伦说得津津乐道,刘鹗突然拍拍脑门道:“今天是不是星期天!”
关锦璘一怔,慌忙搭话道:“今日是星期天啊!怎么哪?”
刘鹗亟不可待道:“星期天少城公园有摹捐活动,在下得过去看看!”
关锦璘紧问一声:“什么募捐活动?”
刘鹗道:“为抗战前线的将士募捐钱财啊!”
关锦璘挥挥手臂义无反顾道:“我们也去参加募捐活动!”说着把手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对随行的人员道:“大家在大后方都有工资收入,应该为成都市民的募捐活动添薪加灶才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