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说出了这样一个令陆星宇几乎是终生难忘的一个故事:
这是关于一个老奶奶的故事,老奶奶80多岁了,一双小脚,走路踉踉跄跄,佝偻着腰,她住在城中村一间又低又矮、昏暗冰冷的简易房里,房子周围长满了一米多高的杂草。屋里到处透着风,靠围墙的那一面,整整齐齐贴着许多奖状,另一面放一张木床,上面铺满了稻草。一张小饭桌上,搁着一盏煤油灯。一个男孩看到家里来了这么多陌生人,搬出仅有的两个小板凳就不见了。
老奶奶17时嫁给同村小伙子周祥,周祥三代单传,父亲去世早,家里很穷,但他长得壮实、憨厚、能吃苦。两家相邻,两个小时候一起玩耍,一起长大,彼此知根知底。可不知什么原因,就在他们结婚的那天晚上,周祥却突然失踪了。她不相信周祥逃婚,更不相信周祥是坏人,坚信他一定会回来的。她一直记着周祥婚前与她说的悄悄话,他要她为周家多生几个儿子,让周家在他身上发旺。
周祥走了,她把家里所有的重活都揽了过来。晚上先将多病的婆婆侍奉上床,然后自己一个人坐在如豆的油灯下,用自己纺的细麻绳,一针一针地为周祥纳底做鞋。做了一双又一双,等了一年又一年,终于等到了一封署名“邹宜祥”的家信,上写:我参加了新四军东进支队,在沂蒙山区打日本鬼子,就要回家一起过好日子……落款滨海军区。这封不知是写错了还是寄错了的家信让她明白了许多,直到今天这封信还被珍藏在她陪嫁的小箱子底下。
婆婆半边身子动弹不得,生活不能自理,长年躺在床上,每天的饭都由她一勺一勺地喂。5年过去了,婆婆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她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全卖了,按照农村的风俗,将公公婆婆合葬到一起,送走了婆婆,左邻右舍都劝说她加作打算,但她始终不肯。她从医院抱回一个刚刚生下的婴儿,起名周兴强,希望孩子能够坚强地成长。
在那苦涩年代里,一个没有粮没有钱没有依靠的女人家,连自己生命都难保,又怎能养活一个孩子?她将野菜、野黍、地瓜秧拌在一起斩碎,放到锅里煮烂,然后咀嚼成糨糊状,嘴对嘴喂给孩子。上工干活,孩子没人照看,她就背在身上,黑里来黑里去,不管多么苦,她都坚持着。这个生活在穷苦之家的孩子,居然长成了一个帅小伙,她帮孩子娶上了媳妇,成了家,还得了个孙子,一家人围着小孙子转,其乐融融,多年的苦难总算熬到了头。
然而,儿子在山西做生意不幸出了车祸,经过半个多月的抢救,终究没有活过来。儿媳妇将孩子留给老奶奶,只身一人外出打工,十几年过去了,杳无音信。老奶奶又是一把屎一所尿地带着小孙子。为了让孙子能够念好书,她把家搬到城里,靠捡破烂供孙子上学。每天送走小孙子,她就背起蛇皮袋,从这个垃圾挪到那个垃圾堆。十几年了,她不知捡了多少饮料瓶,却从未喝过一口饮料;不知捡了多少苹果箱,却从来舍不得吃一个苹果。
凌云说道这里,眼角竟有些湿润,陆星宇何尝不是。凌云接着顿了顿,由于今年来昆明实行城中村的改建工作,因此要拆房,可是老奶奶不愿离开她那个破旧的小屋,我们也不忍心强迫这样一个年迈而善良的老人。
我们给她400元钱,她的手颤抖着,早已干枯的眼泪,又洇湿了她的眼角。告别了老奶奶,我们带着那封落款滨海军区的信,托人找了许多单位,终于有了眉目,从一位新四军二师的长者那里得知,当年他和周祥(邹宜祥)一起参加新四军东进支队,随部队转入“老四团”归滨海军区指挥。当时环境非常恶劣,日本鬼子经常扫荡,担心连累家人,许多同志都改了名。
1943年3月,在一次秘密护送新四军干部团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路途中,与1000多名日军遭遇,为了掩护干部团安全转移,周祥(邹宜祥)和战友们与敌人拼杀了3个多小时,他腹部中了三弹,肠子都露了出来,他一只手捂住伤口继续与敌人战斗,直到牺牲。此后由于滨海军区划归山东省,后来一部分划为江苏连云港、徐州等市县,许多牺牲的同志都没有找到确切的地址、真实的姓名。
带着这一消息,我们再次去找那位老奶奶,可是让我们见到的只是一座空空的简易房。她不见了,我们派人几乎搜遍了整个昆明市,都没有找到老奶奶的身影,她的家里除了那几双霉变的布鞋,没留下任何东西。要知道,老奶奶除了去捡破烂,其余时间都是不会离开她那个破旧的简易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