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遇见一个农家姑娘。她身穿花花绿绿的围裙,耳朵上挂着绒球,迅速地迈动两只厚实的光脚板,穿过车前草和独行菜丛生的牧场,沿着一条踩实的小径跑来。她左胳膊拚命在胸前来回甩动,右胳膊紧搂住一只红毛公鸡,把它贴在肚子上,正要回家。那公鸡晃动血红的鸡冠,仿佛很镇定,只转动两只眼珠,时而伸出一只黑腿,时而又缩回去,爪子不时抓住姑娘的围裙。姑娘走近老爷身边,放慢了脚步。她走到他面前,停住脚步,脑袋往后一昂,向他鞠了个躬。直到他过去了,她才抱着公鸡往前走。聂赫留朵夫下坡来到水井那儿,遇见一个背有点驼的老太婆,身穿一件肮脏的粗布衫,挑着一担沉甸甸的装满水的木桶。老太婆小心翼翼地把两只水桶放下来,也象姑娘那样把脑袋往后一昂,对他鞠了个躬。
过了水井就是村子。天气晴朗炎热,上午十点钟就闷热得厉害,空中的浮云只偶尔遮住太阳。整条街上都弥漫着浓烈而并不难闻的畜粪味,有的是从大车上山经过的平坦坚实的路上飘来的,但主要还是从各家院子耙松的畜粪堆里冒出来的。聂赫留朵夫正好走过各家大门敞开的院子。有几个农民光着脚板,裤子和布衫上溅满粪汁,赶着大车上坡。他们不时回头望望身材魁伟的老爷,看他头上戴着灰色礼帽,缎子的帽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手里拄着光亮的银头曲节手杖,每走两步就拿手杖往地上一点,上坡往村子走来。那些从大田里赶着空车回来的农民,坐在驭座上颠个不停,看见街上走着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都向他脱帽致敬。农妇们走到大门外,或者站在台阶上,对他指指点点,目送他走过。
聂赫留朵夫走到第四户人家的大门口,停住脚步,让一辆吱吱嘎嘎响的大车从院子里驶出来。这辆大车装着畜粪,堆得很高,拍打得很结实,上面铺着一张供人坐的蒲席。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跟在大车后面,兴高采烈地等着坐车。一个年轻的农民脚穿树皮鞋,迈着大步,把马赶出门外。一匹蓝灰色长腿马驹从大门里窜出来,看见聂赫留朵夫,吓了一跳,身子贴紧大车,腿蹭着车轮,窜到母马前面。那母马刚把大车拉到门外,低声嘶鸣着,显得心神不宁。后面还有一匹马,由一个精神矍铄的瘦老头牵出来。这老头也光着脚板,穿着条纹裤和肮脏的长布衫,隆起尖尖的肩胛骨。
等马匹上了撒满仿佛烧焦的灰黄色粪块的大路,老头又回到大门口,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个躬。
“你是我们那两位小姐的侄儿吧?”
“是的,我是她们的侄儿。”
“欢迎欢迎。你是不是来看看我们哪?”老头兴致勃勃地说。
“对了,对了。那么,你们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饶舌的老头连忙拖长声音说。
“怎么会这样糟呢?”聂赫留朵夫一面走进大门,一面问。
“这算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老头一面说,一面跟着聂赫留朵夫走进院子,来到敞棚下畜粪已经铲掉的地方。
聂赫留朵夫也来到敞棚底下。
“你瞧,我一家老少有十二口呢,”老头继续说,指着两个手拿大叉、头巾滑下来的女人,她们站在还没有出清的粪堆上,满头大汗,裙摆掖在腰里,露出半截溅满粪汁的腿肚。
“月月都得买进六普特粮食,可是哪来的钱哪?”
“难道自己打的还不够吃吗?”
“自己打的?!”老头冷笑一声说。“我的地只能养活三口人,还吃不到圣诞节。”
“那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这么办:一个孩子送出去做长工,又向府上借了点钱。不到大斋节就用光了,可是税还没有缴呢!”
“税要缴多少?”
“我们一户每四个月得缴十七卢布。唉,老天爷,这年头,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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