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为什么把马放到田里,可谁存心把它放过?我从早到晚整天抡镰刀,干一天活好比干一年,夜里放马,免不了打个盹儿,马溜到你的燕麦田里,你就要剥我的皮!”
“你们应该守规矩。”
“守规矩,你说说倒轻巧,可我们做不到,”一个高个儿的中年农民说,他头发乌黑,满脸都是胡子。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要造一道围墙。”
“那你给我们木材,”一个外貌不扬的小个儿农民插嘴说。
“我原来就想用木头围起来,可你却把我关进牢里,喂了三个月虱子。嘿,这就叫造围墙!”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问总管。
“村子里的头号小偷,”总管用德语说。“他年年在树林里偷树,都被人逮住。你要先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总管说。
“难道我们还不尊敬你吗?”老头儿说。“我们不能不尊敬你,因为我们都捏在你的手心里,你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
“嗨,老兄,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只要你们不欺负人家就是了。”
“哼,‘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去年夏天你打了我一记耳光,打了就打了,还有什么话说呢!跟有钱人没法讲道理,这是明摆着的事。”
“你做事只要守法就是了。”
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舌战。交战双方都不太明白他们在争些什么,说些什么。只见一方满腔怒火,但因恐惧而有所克制;另一方明白自己地位优越,大权在握。聂赫留朵夫听着他们的争吵,心里很难受。他竭力想使大家回过来谈正经事,商定地租和付款期限。
“那么土地的事怎么办?你们愿意不愿意?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出什么价钱?”
“东西是您的,价钱得由您定。”
聂赫留朵夫定了一个价钱。尽管他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金要低得多,农民们还是嫌高,就开始还价。聂赫留朵夫原以为他定的价钱人家会高高兴兴接受,不料谁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满意的样子。聂赫留朵夫断定他定的价钱对他们有利,因为在谈到由谁来承租的时候——是由全村农民来承租,还是成立一个合作社来承租,——农民分成两派,争论得很激烈。一派是想把劳动力弱、付款困难的农民排挤在外,另一派就是那些被排挤的农民。最后亏得总管出力,才讲定了价钱和付款期限。于是农民们就吵吵闹闹地走下山坡,回村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则同总管一起到帐房去拟订租约。
聂赫留朵夫的愿望和计划都实现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付的租金比附近一带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但对他还是绰绰有余,何况他卖掉树林、出售农具都有进款。看来一切都顺顺当当,但聂赫留朵夫总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到,农民中间尽管有人对他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他们并不满足,而是指望更多的好处。结果是他自己吃了大亏,却还没有使农民满足。
第二天,在家里订了租契,签了字。聂赫留朵夫在几个推选出来的老农护送下,怀着事情没有办完的惆怅心情,坐上总管那辆被出租马车夫称为阔气的三驾马车,同那些脸上现出困惑神色、不满意地摇头的农民告了别,直奔火车站。聂赫留朵夫对自己很不满意。至于什么事不满意,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但一直觉得闷闷不乐,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