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之二的好耕地是他的雇工直接用改良农具耕种的,其余三分之一土地雇农民耕种,每俄亩付五卢布,也就是说农民为了这五卢布,每俄亩土地就得犁三遍,耙三遍,播下种子,再要收割,打捆,或者把谷子送到打谷场。如果雇廉价的自由工人来做这些农活,每俄亩至少也得付十卢布工钱。农民从帐房那儿取得必需的东西,都要按最贵价格折成工役来支付。他们使用牧场、树林和土豆茎叶,都得付工役,因此农民几乎个个都欠帐房的债。这样,耕地以外的土地由雇来的农民耕种,地主所得的利益就比用五分利计算的地租收入还多四倍。
这些事聂赫留朵夫尽管早就知道,但现在听来却又觉得很新鲜。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这些拥有土地的老爷怎么会看不到这种不合理的事。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认为把土地交给农民会损失全部农具,连四分之一的本钱都收不回来,又说农民会糟蹋土地,聂赫留朵夫交出土地会吃大亏。但这些理由反而使聂赫留朵夫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即把土地交给农民,使自己丧失大部分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趁这次回乡机会,把这件事办好。收获和出售已种下的粮食,把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卖掉,这些事他让总管在他走后处理。现在他要总管如集库兹明斯科耶周围三村农民第二天来开会,向他们宣布自己的计划,并跟农民商定出租土地的租金。
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坚决抵制总管的意见,准备为农民作出牺牲,感到很愉快。他从帐房出来,一面考虑当前要办的事,一面绕过正房,穿过如今荒芜的花圃(总管住宅前却新辟了一个花圃),走过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来到菩提树夹峙的小径。以前他常在这里散步,吸雪茄,三年前漂亮的基里莫娃到他母亲家来作客,还在这里同他调过情。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明天对农民大致要讲些什么话,然后去找总管,同他一面喝茶,一面商量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他在这些事上定了心,才走到这座大宅邸里平时用作客房、这次为他收拾好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不大,但很干净,墙上挂着威尼斯风景画,两个窗子中间挂着一面镜子。房间里放着一张清洁的弹簧床,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水瓶、一盒火柴和一个灭烛器。镜子旁边有一张大桌子,桌上放着他那只盖子打开的皮箱,箱子里露出他的化妆用品盒和随身带着的几本书:一本是研究刑法的俄文书,还有一本德文书和英文书,都是同一类内容。这次下乡,他想偷空阅读这几本书,但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他要上床睡觉,明天早点起来,准备向农民说明他的计划。
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把古色古香的红木镶花圈椅。聂赫留朵夫记得这把椅子原来放在母亲卧室里,如今一看到,不禁产生一种奇特的感情。他忽然很舍不得这座快要倒塌的房子,舍不得这个荒芜的花园,这片将被砍伐的树林,以及那些畜栏、马厩、工棚、机器和牛马。那些产业虽不是他置办的,但他知道都来之不易,而且好容易才保存到今天。以前他觉得放弃那一切轻而易举,如今却又很舍不得,舍不得他的土地,舍不得他的一半收入——今后他很可能需要这些钱。于是立刻就有一种理论来支持这种感情,认为他把土地分给农民,毁掉他的庄园是愚蠢的,荒唐的。
“我不应该占有土地。我失去土地,就不能维持这个庄园。不过,如今我要到西伯利亚去,因此房子也好,庄园也好,都用不着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话固然不错,”他心里另一个声音说,“但是,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待一辈子。你要是结婚,就会有孩子。你完整无缺地接受这个庄园,以后你也得完整无缺地把它传给后代。你对土地负有责任。把土地交出去,把庄园毁掉,这都很容易,但重新创立这点产业可就难了。你首先得考虑你的生活,决定今后怎么过,据此再来处理你的财产。你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再有,你现在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出于良心?还是只做给人家看看,好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的德行?”聂赫留朵夫这样问自己。他不能不承认,人家对他的行为说长道短,会影响他的决定。他越想,问题越多,越不容易解决。为了摆脱这些思想,他在干净的床上躺下来,想好好睡一觉,到明天头脑清醒了,再来解决这些目前搅得他心烦意乱的问题。但他好久都睡不着觉,从打开的窗子里涌进清凉的空气,泻下溶溶的月光,传来一片蛙鸣,还夹杂着夜莺的鸣啭和啁啾——有几只在远处花园里,有一只就在窗下盛开的丁香花丛中。聂赫留朵夫听着夜莺的鸣啭和青蛙的聒噪,不禁想起了典狱长女儿的琴声。一想起典狱长,也就想起了玛丝洛娃,想起她说“您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时,嘴唇不断地哆嗦,简直象鸡叫时的青蛙一般。于是那个德籍总管走下坡去捉青蛙。得把他拦住,但他不仅一个劲儿地走下坡去,而且变成了玛丝洛娃,还责备他说:“我是苦役犯,您是公爵。”“不,我不能让步,”聂赫留朵夫想着,惊醒过来,自问道:“我究竟做得对不对?我不知道,反正我也无所谓。无所谓。但该睡觉了。”他也顺着总管和玛丝洛娃走过的路往下滑,于是一切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