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一九二八—&m

    一九二八年最初几个月里，福克纳时作时停地对坟墓中的旗帜作修改，还进行了其他活动。他开始写几个新故事并接受了一些偶然的零活，通常是作油漆工。有一两次，他给一些大厦的屋顶、房屋和招牌等上油漆；有一两次，他甚至给铜号上漆。在这些月里，他还把希望树的稿件作为第二次献礼“以表示对苦命儿童的怜悯与同情”他多次将他的神仙故事讲给马加芮特布朗听；他几年前就知道她是某个家庭的最小的孩子。现在她身患癌症，濒于死亡。每当她想听这个故事时，他就希望她的父母能把这个故事读给她听。然而似乎任何事情都不能有助于福克纳，不管是写作，或是临时工作，或慈善行为都无济于事。失败对他来说并非新鲜事；他一直经受着某些失败，而且预料还要经受更多，他竭力准备防御以减轻痛苦。但是他现在感到的失望很厉害，没有谁能够分担它。虽然他仍然亲近母亲，他知道她的忍受决不会成为抱怨，他宁可让自己独自经受失败。这几年来，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已经缓和了；现在他觉得作一个失败的儿子并没有那么耻辱；而他的父亲却感到更没有勇气当一个“浪子”的爸爸了。但是穆里福克纳没有与别人一块儿去分担他的失望，也没有要别人和他一道去分担他们的失望。

    因为不同的原因，福克纳也发现他难于无拘束地与菲尔斯通或爱斯蒂尔佛兰克林谈此事。自尊常常使他难于表示他需要温情。现在他和菲尔与爱斯蒂尔的关系都已变得紧张起来。在写作坟墓中的旗帜过程中，他已经注意到和菲尔已经完全破裂了，显然这是因为他认为，菲尔正试图命令他应当写什么。随着旗帜的写完，他感受到菲尔同他一样对他有着高度的希望，因而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减轻了。但是他不愿意让菲尔分担他的失意和失败。他从来也没有感觉到他和爱斯蒂尔的关系比现在更不稳定的了。她的离婚很快就要办完，他知道她在考虑他要娶她。他曾经不断定期地去瞧她。奥克斯福的人们对此已议论纷纷。然而他认为他可能与另外什么人恋爱。一九二八年初，他给巴马姑祖母写了一封信，谈到他修改旗帜的努力，也提到了对蚊群的评论。他也谈到了一个女人，他没有提她的名。“我们都希望你能（解囊相助）。我有一件事情——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让你见见，假若你愿意见的话。自然，她是个女人。我希望你看见她能够被她极其迷人的魅力所惊讶，被她非常漂亮的外表所吸引。她象一个可爱的花瓶？虽然她好些天才过来看我一次。我的天，由于我没有钱，否则我就娶她了。因此你知道，甚至贫穷也得照应着自己哩。”因为福克纳的可爱的花瓶仍然没有名字，就不能知道他的意思是指谁。但是因为巴马姑祖母很久以前就见过爱斯蒂尔，显然他的意思并不是指她。在这封信里也没有讲明的是除贫穷之外，他和他的新恋之间所存在的障碍。假若他对他的可爱的花瓶的迷恋使他不能毫无保留地信赖爱斯蒂尔的话，那么他对爱斯蒂尔的责任感大概会使他难于去信赖另一个女人。他感到一刀两断的话，就找不到人来帮助他排遣自己的失意与怀疑，他变得内向了。只是这么下去，消度时光却成了一个问题。在有空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喜欢唱多愁善感的歌，想到他会怎么死，或者怀疑他可以在什么地方被埋葬。“总之，你知道，”他对一个朋友说“他们可能将你放在松木盒里，几天以后，你就会生虫。在一、两天内，有人会哭泣。之后，他们就会把你全然忘记。”

    不久，他在写作名叫康普森的某些孩子们的故事。引用wc汉迪的圣路易斯布鲁斯的一行，他把其中的一个故事命题为夕阳西下。他把另一个故事命题为公道。这两个故事都是以他自己的童年时期的回忆为基础的，它们都是关于肤色黑的儿童的故事，这些儿童勿需适当的配角或几个适当的主持者就可以预报凶事。在公道的结尾，他描述一些孩子“从厕所里的一个奇怪的、模糊的、凶险的吊架下”走过去。他对几个康普森孩子施展想象力时，开始对他们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正处于儿童时期的末尾和开始懂事的韶华，如散见的评论所表明和如深刻的反响及对康普森的几个故事的创作所证实的：那是一个对他来说，特别严酷的时期。“艺术使我们回忆起我们的青春，”费尔柴尔德在蚊群中说“当时风华正茂，生活不需要她因为你认为她美丽就经常为你把她的脸抬起来。”福克纳后来注意到他的女儿接近青春期时，说：“时间过得真快。这是童年的结束。她将长成一个女人。”康普森孩子们常常是看见东西不理解，对事情的感觉也不能表达。在公道里，当他们周围的薄暮的斜辉沉下去的时候，他们的世界开始暗了下来，失败、惊愕和沮丧几乎变成了他们所共知的感觉。

    在初春，福克纳开始写关于康普森的第三个故事。他将它题为黄昏，他想使它成为对夕阳时期的一个探索，而公道则成了康普森的范围广泛的时期。这时他已写完了它，这第三个故事成了声音与愤怒，他的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如福克纳曾经说过的，在接受访问中，他几乎可以谈任何事情；关于某些题目的谈话，他自相矛盾而感到高兴。在讨论声音与愤怒时，他显示了三十年的明显的一致性。自然他的谈话在他们表示的感情的质量上是不同的，在他们传达的信息的数量上是有区别的，但是他们表明他的第四部小说在他的记忆中占着牢固的地位。并且他们暗示它在他的经历中占着特殊的位置。从他的谈话里透露了几件事实。所有这些事实都明确表示，他是在个人的和职业的双重危机中写作声音与愤怒的。

    那个危机的职业重要性是清楚的：福克纳对坟墓中的旗帜所怀着的高度希望为它作了准备，李渥内特的粗鲁拒绝使它得以产主，而福克纳的答复却使他强烈地要写它。越来越多的挫折和打击，很快使福克纳感到再次怀疑自己的才能。他大概知道，要出卖他的打字机和放弃他的职业的威胁是空的，但是他显然认为他可以改变他的意图和抱负，他可以教育自己勿需希望成名和报酬也可以维持生活。几年间，他为了出版而进行写作。士兵们的报酬发表后，他就想写在他心中的霍拉斯李渥内特。在他的作品更加使他个人感到满意的时候，他的作品却更少地被出版商所接受。他不肯回头去写对青年人富有魔力的作品如士兵的报酬或华而不实的作品如蚊群，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梦想。“有一天，我似乎关上了我与所有出版商的地址和书单之间的门。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写作了，”——他这样讲意味着他可以独自地为自己写作了。他几乎立即感到了自由。他在“写作中没有感到伴随而来的任何驱使或努力，或随之而来的任何精疲力竭、或如释重负或兴味索然”他开始写时完全没有计划。他甚至没有认为他的稿子是一本书。“我想到的是书籍、出版，没想到？适得其反，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愿意为出版商们喜欢或完全不喜欢这本书而感到苦恼。”

    但是福克纳也在不断地被个人问题缠住。为了保持个人隐私，他对那些个人问题是什么仍然含含混混。他对毛里斯科因德罗谈到“一种内心深处的困难”使他“极其紧张”虽然他的问题可能与爱斯蒂尔及他的“可爱的花瓶”的某些事有关，并且几乎肯定与他的孤寂与沮丧有关，然而这些问题仍然是不明确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知道，它们是藏于内心深处的，并且变得与写作声音与愤怒有密切关系。关于写作，我们知道，它使福克纳兴高采烈，产生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并且写作是在非同寻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显然没有任何人，甚至爱斯蒂尔和菲尔都不知道关于声音与愤怒的任何情况，直到此书实际上写完的时候。

    象坟墓中的旗帜一样，声音与愤怒插入了杰斐逊并且回顾了家史。康普森家象萨多里斯家一样，反映了福克纳对他自己的家史的看法，他认为那是一个衰微的故事。但是声音与愤怒是更暗淡、更涉及私事和更令人着迷。旗帜尽管是受苦受难的，它几乎仍然是感情充沛的；尽管它用了家庭的传说，它仍然是公开的、可以接受的。福克纳改变了的心情、新的态度和极其穷困不仅改变了他的工作方法，而且也改变了他的写作方法。假若为自个写作意味着恢复较多的个人物质的自由，那么写作不考虑到出版商们的地址意味着变为更加实验性的自由。因此这部小说代表着福克纳向着童年时期和他最早的年代里这个家庭的结构后退，退到过去，退到内心深处。同时，通过这部小说的技巧和手法，福克纳用以发现、取代和美化等待着他去发现的回忆，他的小说表明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突破。声音与愤怒是四个孩子和他们的懦弱的父母的动人故事，它在主题上是复归，在风格和形式上则是创新。

    有几个必然的结果内含着复归的原则，至少有两个是极重要的：第一，康普森三兄弟的出现，这使人们回忆起福克纳自己的家庭结构；第二，回忆和重复作为正式的原则。如福克纳后来所说的，几乎在写作之前，他就已经有了康普森三兄弟。为了将他们从时间与地点上固定起来，他采用他对他的祖母逝世的回忆中的一个中心事件和几个人物形象。他和他兄弟们把他的祖母叫作达姆第，她在长期患病之后与世长辞，举行了葬礼。之后被送出家，以便可以将房屋烟熏。福克纳关于格尔特鲁德斯太因的回忆往往是重复的，而这个人和他的生活却决不重复。他喜欢说，声音与愤怒是一个讲过好几次的故事。但是因为他使用回忆的东西当作实有其事——只是不叫做过去的事件、关系和结构及其伴随的属性与情感，而是将其具体化，以便自由地分析和运用它们——那么这回忆的东西对他来说就决不是简单的重复了。将过去赋予现在的面貌，将现在赋予过去的色彩是从复归开始而走向创新。象这部小说的复归原则一样，它的创新原则有几个必然的结果，其中包括对加地的逐渐唤起的回忆，（加地是福克纳在回忆中加上的妹妹）及其逐步从秘密的社会走向较公开的社会。

    在坟墓中的旗帜里，父母一代的存在只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在声音与愤怒中，父母一代却至关重要。佳森感到有人对他母亲，特别是对他父亲表示轻视，就气势汹汹。他爱他们，然而又讨厌和恨他们。虽然本基既不觉得讨厌，也不觉得恨，可是他觉得他的父母在他生活中留下的是空空如也。虽然昆丁将恨掩饰了起来，可还是流露出来了。象本基和昆丁对加地情意绵绵一样，佳森对她的恨起源于康普森夫妇使她受到的创伤。总之，我们看到他们对她的不同追忆时，每个弟兄的不满都集中在加地一身。

    福克纳终其一生每一讲到加地都怀着很深的热爱。他认为，她既是他想象中的妹妹“又是他心中的女儿”由于他自己生来就郁郁寡欢，在他看来，她是个“如花的姑娘”是他的“情人”正是加地，或者更确切地说，福克纳对加地的钟情，使一个题为黄昏的故事变成了一部题为声音与愤怒的小说。“我太爱她了”他说“我不能认为她的一生只够写一个短篇故事而存在。她值得比那个短篇故事更长些。因而我的小说创作出来了，我几乎不可抑制地就写出来的。”

    在同样的讨论中，福克纳强调他对加地的爱的优美性质，他在写作中着重扩大他的小说的规模。那种扩大的一个根源是技巧。他爱说，这部小说是一个需要讲四次的故事。他在描述本基的经历后，觉得它是那么“不可理解”甚至我也不能讲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发展的，因此我不得不写另外一章。因此第二节成了既是对第一节的说明，也是一个对照，正如第三节成了第二节的说明和对照一样。这个故事从本基的极端愚蠢的行为和天真无邪的那遥远而陌生的社会开始发展，在那个社会里，兴奋的感情和基本的反应都和我们的一样；从昆丁的古怪的唯心主义的主观的以及秘密的社会到佳森的唯物主义的更加熟悉的、甚至符合常情的意义。在昆丁的古怪的唯心主义里，思想将感情与感觉变成了富于个性的暗示和格调的一种颓废的有韵的散文。在佳森的唯物主义里愤怒和自怜用口语体和老生常谈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因为它是更习用的，佳森的那一节更容易理解，甚至更公开些。然而它也描述了它自己的一个圈子。福克纳希望从三个特殊的和秘密的社会转入到一个更公开和社会性的社会去，他采用了较超然的语言。第四节对我们来说好象一个“门外汉”这个故事终于问世时，它不仅讲的是四个孩子和他们的家庭的故事，而且是在黎明时一个较大的世界的故事。“那就是那本书怎样产生的情况。也就是说，我将同一个故事写了四次？那并不完全是一本深思熟虑的力作，这本书就是那样产生的？我仍然想讲一个故事，它使我非常感动，可是我每次都没有成功。”

    已经知道这部小说的技巧是辉煌的。这就容易忘记它的基本故事是多么简单而且动人。从这部书中，我们看到四个孩子诞生在他们的家庭处于毁灭和解体的时刻。福克纳回忆道，他对这部书的思想开始是“一个哥哥和妹妹在一条小溪里互相泼水玩”他们是在他们叫作达姆第的祖母的葬仪中被送到这儿来玩的。从这个场面中，出现了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形象之一——加地的泥泞的衬裤。当她爬上康普森家外面的一棵树，观察里面的葬礼时，我们和她的几个哥哥从下面瞧见了她的衬裤。福克纳从这个场景得出了几件事情：他关于这个小溪的思想，是将其作为黑暗的恶劣的时间的流，把加地从她的哥哥们那儿冲走，他关于这个姑娘的思想是：她有勇气爬树，也在面临人世沧桑与失败中表现了勇气；他关于她的几个哥哥的思想，他们在下边等着，其反应是大不相同的：本基不了解他的失败，昆丁想漠视而不是面对失败；而佳森则以极大的愤怒和野心去迎战这个失败。因此这部小说的焦点不只是在这三个哥哥，福克纳在开始时就已有了这三个人物，而且也在于加地，这个人物是他加到回忆中去的，那就是说，关于这个唯一的孩子的故事他从来没有直接讲过，以及关于那些孩子的故事他却是经常直接讲的。他研究加地的决心，只是采取间接的方法，通过她的几个哥哥的眼睛、穷困和需要来进行，这是部分地带有技术性的；这时他有了这第四个可讲的事，他需要更大众化的语言。此外，他认为用间接的方法更“热情些”他说，描述“在树枝影下，让心灵去塑造一棵树”会更加动人。

    但是实际上，如象加地被用间接的方法加以描述的一样，她已经长大了，以反应福克纳和他的人物们所共有的需要与策略。福克纳发现了本基，他了解本基是一个“被孩子们视为典型的、天真无邪的鲁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他对“这个笨蛋与其周围的关系感到兴趣，他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但决不会去应付。”特别使他焦虑的是，象本基这样一个孩子是否或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恻隐之心和帮助，使他得到保护”他偶然发现的这个答案与康普森夫妇毫无关系，只与狄尔赛有一点关系。康普森先生是个身体虚弱的无政府主义的酗酒者，他以他的孩子们的感情与需要而自娱。甚至感到同情与怜悯时，他也不能有效地表达出来。康普森夫人是个冷淡的、多愁善感的女人，她的精力花在忧虑自己的病痛、抱怨自己薄命和坚持她身份高人一等。

    “假若我能喊妈妈，妈妈”昆丁自言自语地说。狄尔赛是福克纳最崇拜的那类基督教徒的集中体现。她令人想起加丽阿姨。她因为有一点子神学而得救了。虽然她的理解力较差，她的智慧和爱却是大的。她生活在康普森家人们的这个社会里，自己专心致志地做好当前的事；她可以“竭尽所能”去填补她周围这几个孩子在生活上被其没有慈爱的和不可靠的双亲所遗弃而留下的空位。由于其忠实的品德，她是一个较大社会的一部分，她可以“在这个家庭衰微的废墟上忍受痛苦。”她说，她曾经是头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但是狄尔赛的生活将有效行动的措施与悲惨地听天由命的措施结合了起来。他将本基对温存和抚慰的大多数需要，假若不是对帮助与保护的需要的话，都推给了他的妹妹。福克纳说，因此“他妹妹这个人物开始出现”象本基一样，昆丁与佳森也转向加地，希望从她那里寻求以某种方式去满足他们的父母使其落空的需要。昆丁珍视他的家庭荣誉感，他认为他的父母似乎已丧失了这种荣誉感，他试图使他那娇娆妩媚的妹妹变成不被人夺走，也不令人销魂的娇娥。父母出卖土地时，佳森认为他们已经卖掉了他的长子继承权，然而他仍然贪求一份遗产，他试图利用加地的婚姻得到一种代替的财产。

    因此在声音与愤怒中，父辈起了决定性的破坏作用。几个读者觉得，小说家福克纳的同情更多地在男人方面而不在妇女方面。但是他小说中的父亲们至少很少比母亲们走运的，他主要是同情儿童，我们不仅在声音与愤怒中看到是如此，而且也在这部书以后的著作中看到同样情况。久耶尔邦德任必须生活而没有一个见得到的父亲，达尔发现，在某种基本思想上讲，他“根本没有母亲”汤姆斯和艾伦萨特彭的孩子们从生到死都既没有一个合格的父亲，也没有一个合格的母亲。罗莎科尔德菲尔德生活了很久没想到却发现在她进入由童年之前就已丧失了童年。坚持，然而却是粗暴地予以坚持的这些性格重复出现容易，可是却几乎不可能独立和创新。

    虽然佳森感到对他父母表示仇恨是气势汹汹的，然而他却不能亲自满意地对他们进行报复。因此他一发现了受害者们就予以帮助，他首先帮助那些象本基与拉斯特尔之类毫无办法的受害者们，或者是象加地那样拼命干的人。扩而大之，他对他家庭的蔑视使他摒弃了过去，并投入到新南方去。他在那里干起来，勿需认识他自己的庸俗唯物主义和我们看来与他母亲有关的自怜。被丢下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恻隐之心和爱，昆丁、加地与本基就转向狄尔赛，也转向他们相互之间。本基没有变得雄心勃勃，他感到他父母在他生活中给他留下的空无所有，因此竭力抓住加地满足他对温存的需要的时刻。在昆丁身上，我们观察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愿望：在他周围的现实世界里遭到摒弃，他决心只能在理想的世界里找到时机。象庞德的诗章中的英雄一样，他在生活中怀疑是否有他想象中的佳人值得一瞧。他和近亲的关系很坏使他希望逃避现实。他把这种坏的关系归因于他心境的奇怪的彷徨和他的感情的奇怪变化。结果这使他去寻求一个静谧的藏身之所，他在那儿刻意地使他父亲一生的逻辑臻于完整。加地不同于她的几个哥哥，她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并且得到了自由。但是她的逃跑切断了关系，使她不能帮助昆丁，安慰本基或保护她的女儿。终于，自由“使她卷入了不名誉与羞耻”昆丁小姐被母亲抛弃，没有谁使她感到爱，因此她重复了她母亲的耻辱，逃跑了，不了解母亲对她的慈爱。假若在佳森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了令人厌恶的一切几乎得到了胜利，那么在加地和昆丁小姐的故事里，我们却看见了一切美丽的东西的堕落。现代的故事没有一个象他们的故事一样可以去探索叶芝在他的第二次来临中的现代的可怕景象：在这儿“最好的缺乏信心”而“最坏的却充满着强烈的感情”

    因此福克纳似乎是通过加地的哥哥们所感到的需要而发现她的，他主要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去描写她的。他只是后来才认识到，他也曾经一直努力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加地这个人物身上，他塑造了他所希望的但是并没有的这么一个妹妹，并且塑造了他命中注定夭折了的女儿。“虽然从这个事实看，前者可能是明显的”他接着说“几乎在我将加地的名字写在纸上之前，她已经有了三个哥哥。”那么总的看来，康普森兄弟们可能被看作是表现福克纳的一些需要，他通过对加地的塑造而显示了这种需要。在本基对温情的需要中，我们看见在写作声音与愤怒之前的感情汇流的迹象。福克纳将他的欣喜若狂和宽松愉快与这整部小说的写作联系起来，特别是与“本基部分的写作联系起来”在佳森一心一意要想取得一份遗产中，我们看见了福克纳试图予以放弃的一种庸俗的希望。在昆丁对一切追求实利和肉欲的事情采取的几乎是摩尼教徒的反感中，我们既看到了艾伦泰特叫做“天使般的”想象，也看到了福克纳将其与精雕细琢的唯美主义相联系的道德的敏感性。对昆丁，福克纳所塑造的另一个失意落魄的诗人的形象化的描述决非偶然，首先他在他把加地叫做的易脆的“瓶”身上寻求庇护，然后寻求非常象“静谧的藏身所”之类的地方。福克纳想象黑格献梅尔本人就在这儿隐退起来。“在这里，年岁不能伤害他，世界上的谣言到达他那里只象遥远的微弱的雨声。”

    对加地的塑造对福克纳的意义在于它是他的较细致入微和较易引起联想的描写之一，福克纳将她与自己喜欢的一个形象联系了起来。“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写了。现在我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瓶子，就象这样：一个老年的罗马人将它放在床边，亲吻它后，戴上有边的帽子慢慢地离去。所以我，这个没有妹妹，有一个注定在婴几时就夭折的女儿，开始为自己塑造一个美丽的和悲剧性的小女孩。”这个瓮或瓶的形象已经出现在黑格献梅尔的回忆里，在爱尔梅、蚊群和坟墓中的旗帜里；它最近出现在给巴马姑祖母的信里描写他的新的情人中，它以后还会出现几次。我们完全可以假定，正是这个形象对福克纳具有特殊力量和几项言外之意，其中至少包括特别重要的三个含意。

    这些含意中最简单的一个——强调逃避的愿望——福克纳早先曾经将其与黑格献梅尔的“静谧的藏身地”联系起来，后来又将其与庇护盖尔海陶维尔使其“不致受到人生严厉风暴”的袭击的“典雅的、色彩鲜明的瓶”相联系。在声音与愤怒中，本基出现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寻求庇护的完全不能独立的家伙。判以缩短其痛苦的生命“象某些双目失明者和哑巴一样？他们生存只是因为他们有忍受的能力”他是非常贫穷而又毫无办法的人。加地的失败对他来说意味着是如牛负重而毫无意义地忍受的一生。另一方面，昆丁看来，加地的失败意味着绝望。在他那里，我们看见一个愿望，首先是减轻和庇护，然后是逃避。福克纳在一篇新奥尔良随笔中介绍了一个女郎，她自己在她情人面前表演小妹的死。在他写给海伦白亚德的一篇寓言里，同名的一个闺秀出现在一个宫庭骑士及情人的面前，后者自然是昆丁想扮演的一个角色。首先，昆丁所十分希望的似乎是集中注意作为他梦中的少女的加地。但是在他的愿望变成了与不安之夜相联系的时候，加第开始与妹妹的死融为一体了，即有着死亡威胁的被禁止的乱伦之爱融为一体了。那种威胁导致了昆丁的阳萎，他所爱的不是他妹妹的肉体，甚至也不是康普森荣誉的某种思想，而是死亡本身。到头来，他不是恭恭敬敬地把自己献给加地，而是投了河。“恋爱中最悲惨的事情”士兵的报酬中的一个人物说“是不仅爱情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而且肝肠寸断的事很快也被忘掉了。”昆丁的自杀部分原因是对他被禁止的愿望的惩罚，一部分是因为加地表明了是堕落的，兴许一部分是因为他断定“甚至她并不是非常值得为之绝望的。”但是他也自杀了，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反复无常。他发现他自己在心理上是非常无能的，这表现在他不能扮演英雄人物——诱好者或报复者，他认为作一个豪侠的骑士似的情人才适合于对自己的想象。但是除他经受的失败以外，还有着他预期的失败，这正当加地的堕落对他无关紧要的时候。因此自杀就是完成留给他的唯一任务的献身，这个感到绝望的情人的献身。

    在此之前，福克纳从来没有表现过那么深刻和形形色色的忧虑。在昆丁这个人物上，我们看到，它不只是即刻到来的失败，它是最后失败的前景。后未，福克纳将写作声音与愤怒与忧虑这样一个时刻联系起来：这时“写作的欣喜若狂将会过去，而且愿意讲和值得讲的某些事情也将过去。”在昆丁身上，我们清楚地看见福克纳的思想：想逃避那种忧虑的希望是蕴藏着危害的。假若他写声音与愤怒的部分原因在于寻求庇护，那么他写的时候心里也明白，他必然会从这事中脱颖而出。“我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瓶子”他说，虽然“我想我随时都知道我不会永远生活在它里边的”写完声音与愤怒时，他发现了突然的创伤。大概仍然可以公正地说，他一直知道他会进行那种活动的。他的小说肯定对他具有其他可能性，正如这个肖像一样，他可以通过它竭力去表达它所具有的其他含义的思想，其中包括明显的性爱思想和鲜明的唯美主义。我们检查一下将瓶子放在床边，以便对它亲吻的罗马老人，与“每晚将十日谈这样的色情书带到床上”的衰老的戴绿帽子的丈夫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开始解这个好色之徒的谜。这两个人都专心致志于一种代替和实践一种自体性欲。只要我们假定这个罗马老人是他的瓶的制造者，他才是优秀的，在此情况中，他象霍拉斯本波，本波是他自己的”几乎完美无瑕的瓶”的制造者。通过霍拉斯和他的瓶，我们似乎绕了一个圆圈又回到福克纳和他的“甜心甜意”那里。因为霍拉斯不仅把他的瓶放在床边；他还用他妹妹的名字叫它。在声音与愤怒中，作为爱的一个原型，兄妹之间的爱取代了父母与孩子们之间的爱。在加地与昆丁之间那种爱蕴藏着的乱伦明显地显露出来了，这就象在爱尔梅、蚊群与坟墓中的旗帜里一样，并且也将象在押沙龙，押沙龙！里一样。

    然而这个圈子不如它初次出现时那么完备，因为至少霍拉斯本波与威廉福克纳之间的一个差别是极其重要的。福克纳的瓶是他决不曾有的妹妹的代替，而霍拉斯的琥珀瓶则是他有的然而被禁止占有的一个妹妹的代替。在这点上，霍拉斯比较接近于爱尔梅，福克纳则接近于蚊群中的戈登。爱尔梅实际上比霍拉斯胆小些。爱尔梅与一个“身材粗大的女性、同时又是阳物崇拜者的阴阳人”干起来很痛苦，他塑造的人物与“他害怕而又渴望的”某种东西有联系。他所追求而文避开的这个东西是他埋藏在心中的一个“模糊的形象”；它的来源是他的母亲和一个名叫乔爱地的妹妹。他的艺术象霍拉斯的艺术一样，与用于对他被禁止的人物的想象中的占有，又害怕在性方面去进行占有。霍拉斯用他妹妹的名字去叫他的琥珀瓶时，他清楚地讲出了爱尔梅只是存在于感觉中的话。然而霍拉斯象爱尔梅一样，找到一种避免昆丁扮演的命运的方法，即进行间接的或想象中的占有。爱尔梅与霍拉斯能够通过他们的艺术达到满足，以减轻绝望，而勿须引起犯罪，而这种犯罪还可能导致其他的犯罪。

    在蚊群里，戈登的“女性的完美典型”的根源是模糊的，虽则他的艺术显然是专用于塑造和占有它。戈登的看法与爱尔梅和霍拉斯的看法一样，色情与唯美主义是不可分的，道森费尔柴尔德说，一个男人总是为“某个女人”写作，假若她不是“一个有肉和血的动物”她至少是“一个希望的象征”并且“她是女性”爱尔梅与霍拉斯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倾向于实际的人物，他们使艺术成为对一个真实女人的爱的代替。另一方面，戈登则使艺术成为接近一个理想的方式，这个理想的本体是模糊的。关于它，我们知道两件事：它是女性，它描述亨利杰姆士叫做的美丽的巡回和思想与愿望的借口。霍拉斯通过自己的艺术表达对一个真实女人的爱，而戈登则用暂时追求一个碰巧相貌和它相似的女人的方法表示潜心于他的雕塑典型。霍拉斯是一个失败的小艺术家，戈登则是一个奉为神圣的艺术大师——其区别在于，戈登将其毕生精力和艺术奉献给只在思想上和想象中完美存在的一个人物。在写完士兵们的报酬之后不久和开始写爱尔梅与蚊群之前，福克纳在去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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