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一九一八—&m

于福克纳诗人，并且还大大延长了福克纳在诗歌方面的献身。他向散文方面的转变，除其他原因外，就是同斯通的疏远。但是使福克纳成为诗人是他同爱斯蒂尔的关系的思想，这比斯通的鼓励作用更大。他的一生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写给某个女人或为某个女人写作的男人。一九二五年四月，他的兴趣正完成其向小说的转变，他在两面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他对诗歌有兴趣“是为了追求女性的不同伎俩”这表明，女人对这种战术是脆弱的，因为她们不是对于“为艺术而艺术感兴趣”而是对于“为艺术家的缘故对艺术”感兴趣。对于记述福克纳早期事业有一定价值的从初期到后期的诗篇：人生的旅程至少有一个优点：它使人想起福克纳关于同爱斯蒂尔的关系的思想已经成了他的非常独特的风格。在一九一九年的诗歌中，这个方法已很好地在运用。在大理石牧神中，诗人追逐他的情人通过“歌唱似的树林”赞美她那“淫荡的？膝盖”凝视着“她旋风似地舞蹈”最后他俩一块儿“手挽着手”漫步。虽然他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愿望走着/直到那宁静的子夜，”还不待他那不可名状的愿望消逝，骤然间“一个巨大的钟被敲响了/钟声一落，他们就酣舞起来。”在大理石牧神中，诗人的不满意更深，他唱着反对束缚他命运的羁绊的一首歌曲囚徒之梦。他的愿望一部分是罗曼蒂克的情人，一部分是所谓的牧神的信徒，实际上他为他们而久久不得解除痛苦。被判处坐着凝视，沉思和怀念，他知道自己注定“叹息，为他知道然而他又不能”知道的“事情”而苦恼他的哀愁无边，不仅为梦想着和失掉了的事情而哀愁，而且也因为他不能理解限制他的种种力量。尽管他“发问”然而他不能知道“个中原因”

    假若一九一九年诗歌中的一个方面表明福克纳对其未完成的初恋依然一往情深，那么在另一方面却表明，他仍然为其职业的意义而奋斗。在九月末爱斯蒂尔离开前不久，福克纳决心利用密西西比大学的一项新政策，此项政策对老兵不考虑入学的必要条件。他作为一个特殊学生，免除了一切必要的要求，登记修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他一开始就专心致志和奋勇向前，对每项功课都刻苦钻研。他似乎比以前更加听从母亲。但他很快就用自己的兴趣来指导自己，兴趣很快就使他转向了法国文学，这是他几个月来阅读所针对的方向。在第一学期，他的英语课差一点不及格，在第二学期，他停止学习英语课。尽管如此，他仍然读斯温伯恩、吉芝、豪斯曼及王尔德的作品，模仿艾略特的诗，他发现普鲁弗洛克的残生特别萦绕他的脑际，他也读法国人的作品，特别是法国象征主义作家的作品。从马拉梅那里，他取了他发表的第一首诗的题目；从魏尔莱恩的牧神那里，他获得了大理石牧神的中心构想。在斯通的某种鼓励和指导下，他勤苦地读完了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法国和英国的每个大作家和几个小作家的作品。

    大理石牧神里的几个散见的诗行显示了他的才华；有少数诗行崭露出他天才的笔力。然而末了他主要的兴趣不是来自其力量分散的时刻而是来自他那腿脚残废的虚弱身体。因为它是那么富于模仿性和文学味，这就清楚地表明福克纳注意的是华丽的词藻。这就在风格和基调上，唤起并使他参加到十九世纪末叶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中去。此外，这表明，福克纳发现诗歌的限制性和束缚性太大，因为在这种作品中使人感到精灵淹没了人物，回声盖过了声源。因此我们看出的不是福克纳的创作力的根源只是他自修的一种倾向。他从奥斯卡尔王尔德这样的戏剧家们、约瑟夫康拉德这样的小说家们及法国和英国的几个诗人那里，吸取技巧和令人神往之处，这使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能够跻身于文学上的百花齐放之中。此外，为了弄清楚他的自修的一般的和历史的焦点，大理石牧神有助于明确自修的方法。几年后，福克纳说，他写大理石牧神并“学习看书”这表明，写作是他吸收已经阅读过的东西的一个方法。大理石牧神表明，在一九一九年，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教育方法的最后阶段，在学习上那么如饥似渴，这似乎是极好的。好象是这样：在他仿效、模仿或加以改写之前，他读过的东西没有一件真正为他所掌握。

    然而在一个方面，在福克纳读的诗人和他在写作的诗歌之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距离的。大理石牧神使田园诗的艺术与现代的唯美主义熔为一炉，这不但暴露了田园诗的弱点，特别是它的人工的矫揉造作，而且也证实了那些弱点对我们了解现代唯美主义是恰当的。大理石牧神没有成为艺术力量的成功，倒是碰到了艺术上的局限性。如路易斯辛普森所指明的，福克纳的牧神“在一个被霸占的花园里”屹立着纹丝不动；他认识到他的弱点与局限性，可仍然无力予以克服。其结果，我们不仅看到福克纳对自己加诸自己的局限性感到不满意，这不只是“田园诗”遭到现代体裁诗歌的抛弃，而且他认识到田园诗的弱点感染着现代艺术。牧神知道，他集中体现着恣态并且假定他决不会死。然而他发现这种慰藉的反面正是因为它意味着他将来决不会活。福克纳将“已经死去的田园诗”的一成不变与济慈的瓮相联系，并认为是一种形式的缩影，这种诗的一成不变的价值已经不合潮流“诗人热狂的忘我境界”应予摒弃，因此叫做已经死去的田园诗。几年后，福克纳写朱迪丝萨特彭时让这个人物讲话表示，他在二十世幻二十年代初就开始怀疑的是：人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正因为他们“不能死或消亡。”在大理石牧神和押沙龙，押沙龙！这两部书都有这种情况，他给人物的语言使我们想起语言和形式都是空洞的。在一项相关的策略中，他往往在神秘的上下文中开始强调，他自己最好的一些小说是没有结尾的，没有写完，而他自己的小说领域则是生机勃勃和变动不居。强调他的作品的可交性自然是与他极力主张他的作品的不朽性相称的。有时虽然承认，我们通常理解这些着重点之间的矛盾，他讲起来却好象他的小说具有完美的形式，他的领域是发展的、变动的。但是他往往采取这样的态度，他的著作要不朽首先必须要在人们中活着才行，因此他把我们通常认为是矛盾的范畴当作补充的范畴。因为福克纳追求的是誉满全国，一项大的声誉（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个诗人”他的问题是“一方面精力充沛地苦干，另一方面却凝视着宝贝露丝”），他努力在他在新共和的胜利之后去夺取其他胜利。在这项努力中，菲尔斯通对他又有所帮助。他让他的秘书协助，处理了福克纳的许许多多的打字事情和他的大部分通信。尽管有菲尔的帮助，许多拒绝将福克纳一九一九年八月在全国性刊物上的第一次出现和一九二二年六月在两面人杂志上的第二次出现隔开了三年。同时，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当学生的前后这些年，他不断地努力扩大自己在地方上的声誉。一九二五年，大学的三个出版物：年报（密西西比特好）、密西西比人报和幽默刊物笑话上至少发表了他的四十一项著作——十七幅画、十六首诗、六篇评论、一个短篇小说和一篇散文。他的那些画和作品，兼之他象“外国人”使他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因为他仍然“几乎愁苦而小心翼翼”他似乎常常对其他学生疏远而且傲慢。菲尔斯通回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时，说：

    他贵族似的高高在上，——大多数人认为这是装模作样——有人想和他亲近，他就采取冷冷淡淡和傲里傲气易动肝火的态度。所以他被人们认为是爱做作的，特殊的一个想法古怪的人或者是一个没有什么害处的废物。因此他成了“没有爵位的伯爵”奥克斯福的几个老家族都宽容他，因为他终归是福克纳家族的一员？但是他们通常是不欢迎他到他们家里来。我常常说，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有朝一日他会比斯塔克扬（当地的另一个青年）更有名？这引起了普通公众的哄笑和老家族人们的有礼貌的嘲笑。

    福克纳的同学们被他的假装弄得有点迷糊，不知道怎样去对待他，是把他当成一个高尚的“外国人”呢或者当作一个文学上的游民，他们决定既把他看作是冒牌货，又看作是颓废派人物。他们用嘲弄招呼他，叫他“拄拐棍的美男子”“把自己叫做威廉福克纳的特殊人物。”他赞同ae豪斯曼的看法，实行禁欲主义，虽然他对少数的攻击感到苦恼，而对其余的攻击则置之不理。不管他感到什么样的痛苦，他都闷在心中，甚至他的污蔑者们用他的个头小和少年似的外貌对他的丈夫气概进行中伤，他也闷着不讲。

    福克纳对少数学生，特别是本华生较为随和。福克纳在战前见过本华生，如今经常见面，他和大学的一两个教师友善，特别是和加尔文布朗友好，他是个敏锐的有才智的人，他的妻子依达是个历史学家和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有时，他觉得自己最好离开这个大学，他回到广场独自坐着，一声不吭，纹丝不动，周围有一些这个镇的老人们。据一个相识者回忆，在大学里，他有一种本领“使自己不可抑制地陷入个人问题的冥思遐想。”他在大学校园里散步或在人行道上漫步时，往往对在旁边经过的人或讲话的熟人都不予注意。在其他时候，他觉得需要离开奥克斯福和密西西比特好，就一下子消失得无踪无影，也不把行踪告诉任何人。他去看菲尔，他们一块儿到近郊游览，其中就有离开的意思。他父亲现在这个大学工作，在校园里他父母的住宅中，他在自己的房间放着威士忌酒。在克拉克斯德尔、孟菲斯和新奥尔良，他显然认为酒是非喝不可的。

    在马尔科姆考莱所谓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漫长冒险”中，许多作家实行隐退或逃亡。有些作家回忆起美国的一些超验论者，就隐退到艺术家们的小天地或小社会里，过着简朴生活，他们努力把对外接触减少到必要的程度，公开扬言其目的在于促使内心世界的丰富，让新的世界在内心里展开。其他作家则效法亨利杰姆士，隐退是为了复杂的生活。他们吸收外国的风格和习俗、新的仪式和技巧，竭力扩大他们的经验并丰富他们的生活。在这两种形式中，流亡成为一代人的最主要的模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福克纳生活在异国的两个地方并作了一次穿越欧洲的旅行。但是甚至在密西西比州，他也经历了几次离去和归来，隐退与恢复。那样的一次实验是特别有趣的，虽然首先它似乎是纯粹的回归。

    回到奥克斯福后不久，福克纳开始和他最小的兄弟迪恩及加尔文与依达布朗的两个儿子玩。走回白利树林，他将自己以前学得的本领和在当小孩时设计的游戏教给伙伴们。他们狩猎、追踪并且相互追赶；他在篝火旁讲旧的故事，据一个孩子回忆，他讲故事的“腔调神奇得令人毛骨悚然”又以“幽默、想象和讽刺使气氛得到缓和”后来，特别是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他用令人感动的当地儿童侦察队的故事将这同样的感兴趣的事编串在一块儿。他曾经一度正式当这个侦察队的队长。这些感兴趣的事包括对树林的爱和知识、游戏和讲故事中欢乐。奥克斯福的许多人和密西西比特好的学生们认为，他似乎是这个装模作样的缩影。去到树林中，远离了令人生厌的忧虑和轻蔑，围着一群孩子，他的保留消逝了：他的一个伙伴说：“我没有知道一个人比他更少假冒。”后来，特别是在声音与愤怒中，福克纳写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故事，这些故事也就是正在逝去的童年时期的故事。在大战刚过后的几年间，他寻求的与其说是去恢复一个失掉的社会，不如说是去了解对失掉它带来的后果的较深刻的认识。他不仅对他当孩子时知道的事件进行再创作，而且要对他曾经看到的他父亲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创作的尝试。

    一九二年五月，福克纳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生已经学完了一年，他赢得了诗歌奖，结束了他的正规教育。第二学期初，他正式离开了这个大学，不再为登记修其他课程而烦恼。没有功课打断他白天的时间，他就有更多时间归自己支配。缺钱时，他就参加些临时工作。工作之余。他和菲尔斯通在密西西比州农村骑马游玩，有时远至孟菲斯。在那儿，暴力行动、赌傅和妓女给生活添加了刺激。他仍然在校园中生活，继续去看学生们并为学生刊物写稿。但之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学校，他开始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本华生组织的名为牵线木偶戏的一个剧团上。

    福克纳参加这个剧团的工作几个月之后，写完了一个名为牵线木偶戏的独幕剧，他的意思主要是把这献给他到这儿来后喜欢的几个人，特别是献给本马丽海伦华生、露茜和艾伦宋梅维尔。这是他所创作和写作的“几本书”之一，牵线木偶戏包括一个字体漂亮的“用钢笔写成印刷字体的”书稿和十幅精致的钢笔画。虽然它主要是用散文写的，它也包括用类似大理石牧神的诗句的四音步双行诗写成的几首歌。它的散文也很容易使人想起福克纳的诗。这部剧的情节变化小，语言的音调抑扬顿挫，晓畅易幢。象这部剧的散文和诗一样，这些画是独具风格的。就整个而言，这本书受由奥布雷毕尔德斯莱插画的奥斯卡尔王尔德的莎罗美版的影响很大。说得更通常些，它开创了一个纪元。象大理石牧神一样。它受十九世纪末法国和英国那么多诗人的著作的影响。如诺尔普尔克所指出的，它不仅是“一个明显的综合”而且是福克纳所读的十九世纪末唯美主义作品的“非常自觉的表现”

    福克纳越来越浪荡和醉酒，他开始较少地起第一流的唯美主义者的作用，较多地成了一个无所用心的放荡不羁的人。牵线木偶戏从形式和内容说仍然是他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的生活的反映；它是唯美主义者特别自觉的表现。在本剧的有形表现的每个方面，福克纳都显露了煞费苦心的关怀，他偶尔把这种关心给予自己的书橱，经常则放在自己的书法上。他的手稿本开始是运用自如的、流畅的、平平常常的，逐渐变成了印刷体，写得那么纤细、紧凑以致那么精雕细琢而又独具风格。比自觉更进一层，牵线木偶戏是用自我介入的方式写的，确定的影响是无法提出的。因为福克纳在运用传统的哑剧人物方面是仿效魏尔莱恩的，魏尔莱恩影响的存在特别贯穿在整个剧本中。但是在此情况下，魏尔莱恩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是与作为译者的福克纳融合了。一九二年初，福克纳发表了魏尔莱恩著作的四个孜写本。在牵线木偶戏中，他至少仿效了这些书中的两部书：木偶戏和克来尔的月亮；此外，他还模仿了大理石牧神。早先，他曾用他的写作来显示其阅读；如今他用写作来改写其早先的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回到了其青年时期的看法。

    充满着隐喻xìng交的旋转舞的色情肖像（“我必须不学跳舞。/啊，诸不要让我去跳！”马丽埃塔对皮耶罗说。），牵线木偶戏可能明显地使人想起的含意是出乎福克纳原先的料想的，但是他显然想作一件事情，即：把这个剧与他的一个动机结合起来：那就是这个严格的唯美主义者向着无拘无束的放荡不羁的人转变；换言之，一九一九年诗歌中的“皮耶罗似的虚弱的牧神”和牵线木偶戏中的彼耶罗似的尤尔根——唐璜”之间的直接对比。不管福克纳的“各种各样追逐女性的方法”是否已采取了新的办法，有迹象表明，他的态度已经转变，这些迹象在他的写作及其作品中是找不到的。他对于沉默和宁静已经感到厌烦，他需要发表意见。这些年来，在他的其他创作中，他所传播开的几个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使人联想到，他已自认是一些没有合法身分的儿童的父亲。

    牵线木偶戏集中描写皮耶罗的混乱与花园的礼节之间的对比，这使人想起福克纳的阅读和写作越来越被其迷住的一个问题。皮耶罗对花园的人工景物感到失望，成了混乱的追随者。象马丽埃塔的机械的手势和合乎传统风格的讲话一样，在皮耶罗看来，她不愿意跳舞似乎既反映这是她的姑母们的警告，也反映她自个的恐惧。在他看来，她代表着对这个传统的花园的细小生活的屈服。但是假若在它的几个方面之一里，这个传统的花园代表文化，那么在另一方面，它所要求的受到限制的缩小的生活却代表着艺术。为了制服它，绝非在生活之外提出某个形而上学的大的补充就能奏效，艺术被认为是与修正的冲动继续存在的，这种冲动将自然变成花园，它只有缩小生活才能使生活秩序井然。所要说的是，福克纳看来，对十九世纪末期的唯美主义的崇高信任，相信艺术（一切歧视与选择）是优越于自然与历史存在的（“笨拙的生活”的“笨拙的工作”），这个信念正证明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因此我们可以在牵线木偶戏里看出某件事实：为什么福克纳看来诗歌已成为一个死胡同。这个疑难问题的改变主要由于见解不同了。虽然他们有着外部的推论，然而福克纳感到的压力却主要来自内部。似乎许许多多的渠道都已关闭，受到限制。这些年里，他偶而穿上宽松的衣服，甚至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上扮演醉醺醺的乡巴佬的角色。他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他的年轻的紧身裤子，或挂彩的老兵的有饰扣的军装，或者花花公子的精心制作的服装，而是乡巴佬的或至少是流浪者的宽松的裤子。诗歌对他来说似乎是，如他在创作诗歌所体会的，诗歌的规则大多，限制太大。在诗歌中，把意志和意图几乎当作是高于一切。他的书法变得越来越缩小，是那么自个专用，有时甚至他写完一两天之后连自己也难得看懂。但是他需要发现一种字体，既不那么受大人物的青睐，也不那么受习惯的拘束。只有这时，他可以发现一些语言，鼓励他不去简单地用于他所读过的书和使他苦恼的感情，只是用于他所观察的社会和他所听过的旧故事与言谈中。

    一九二一年春和初夏，福克纳将他叫做春色的另一本书“用钢笔写成印刷字体”由于爱斯蒂尔回来作第二次访问，在他们漫步时，他需要诗歌朗诵，在她离别时，他需要赠给她一本书。字写得漂亮极啦，但是随着夏季的消逝，他心烦意乱、落落寡欢更厉害了。眼下，生活和诗歌似乎都凝滞了。早先，斯塔克杨表示愿意在纽约给他找个工作。秋天，他住在格林威治村，在第五街和四十三街拐角处的道布尔德多兰书店里工作，书店老板是依丽莎白普劳尔。虽然他很快就讨厌这项工作，可是他乐于卖书，干得也不错。他也喜欢摆“他生活中的悲惨故事”他显然跛脚，走路时拄根拐棍。有几个熟人得到这样的印象：他喝得烂醉，在大战中他的头部以及腿和屁股都受过重伤。其他的人们则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认为他忍受着精神上的创伤，虽然他们推断，他还不是完全克服不了。可大多数时间，他是飞在心里。他被画家们和作家们团团围住，有这些人在，他感到高兴，他自己默默无闻而又孤身一人，他也觉得舒心。他不受干扰，开始写诗少了，写小说多起来。然而不久，他发觉自己又受到妨碍。虽然写诗不再象以前那么多，可写小说不象预期的那么顺利。几个月来，他的心神不安，使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在那里担任了他曾经最不可能担任的工作。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斯通干的。斯通为自己的被保护人远在他乡，投入陌生势力之中，于着毫无目的听人摆布的工作，心里感到不安，他安排福克纳在这个大学的邮政所担任所长，并劝他接受这个职务。”我强迫比尔结束了自己的谢绝和拒绝，接受这个工作，”他后来说“他当了世界上曾经见过的最要命的邮政所长。”假若斯通劝他担任的理由是明显的，那么福克纳缄默的理由则不明显。“这件事一直使我们都惊讶不已，”他的兄弟穆里说“正如人们所说的，这儿有一个人对邮件毫无兴趣，连他自己的邮件都从来不看，却被郑而重之地任命为别人邮件的保管者。”但福克纳现在已经二十四岁，虽然他和他父亲的关系缓和了，可继续依赖使他感到难堪。自他从战争回来已三年有余，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表明，他能靠写作维持生活，他也讨厌干零活。他在一个小邮政所工作，可以自食其力并且仍然可以支配他自己的时间。

    已知他对这项工作的看法，这项工作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小的不便。他感到不安定时，就干脆关掉邮政所的门，走山到树林中去或者到高尔夫球场去。在炎热的日子或雨天，他留在工作岗位上，读书或与朋友们玩牌，其中的一两个人是他雇佣来干零活的职员。他认为是重要的邮件，亲自定期进行处理；他认为不重要的邮件，诸如大学的公报和目录等，他就堆在几辆大车里，当心绪来临时，火速发出或递送；他认为是零碎废物的邮件，就干脆扔掉。他将比较有趣的期刊放在邮政所后面保存数日，他在那儿设了一个阅览室，供邮政所长及其朋友们欣赏。

    邮件虽是个小问题，邮政的顾客们却逐渐认为是个大问题。时间不正规、不可思议的拖延、稀奇古怪的损失引起了非难，对公仆的态度也有烦言。福克纳对朋友们迁就，对熟人彬彬有礼，对闯入的陌生人则粗里粗气。大多数责难暂时还是非正式的、善意的：有一个学生刊物拐弯抹角他说，邮政所长的格言是“决不将邮件积压起来”而办公时间为每星期三十一点二十至十二点。终于不满超过了公众的忍耐限度并战胜了官方的冷淡态度，迫使进行一次调查。但在这期间，结果是三年，福克纳稍为挣了点钱。不久，他买了一辆汽车，这使他易于安排同菲尔一道郊游和与女人们一块儿秘密乘车游玩。

    从纽约回来后的三年间，福克纳继续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作品——几幅画、题为山的印象派的一篇小品文和几篇评论。一九二二年六月，他在两面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肖像的一首诗。那是一个声誉同益著称的小杂志。但随着唯美主义吸引力的消逝，他的写作开始变化。不久，他更多地修改诗歌，野诗较少。虽然他的第二眷诗集绿色的枝条在一九三三年发表，其中的许多诗的时间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的，肯定没有一首诗是在一九二六年以后写的，他的诗歌创作慢下来的时候，他的评论的创作则崛起了，其中包括对wa培西及康拉德爱肯这样的诗人、尤金奥尼尔这样的戏剧家们和约瑟夫黑献梅尔这样的小说家们的评论。和这些年的诗歌与绘画不同，这两种作品表明进展小，评论从事的问题是他几年里不断地予以关注的。

    他在一篇评论中引用塞恩奥凯西的短诗，这诗描写戴了主教冠的主教们拒绝接受天堂的公开审讯，他们想瞧瞧围着金光灿烂的围脖漫步的海伦夫人。后来，他把这些诗行加以改写使用，第一次用在绿色的枝条的第三首诗中，然后用在村子和大宅中。在另一篇评论中，他想知道他所直接熟悉的这个地区和几种方言能否在文学上使用和“一个有才华的人”是否不能找到“充分施展才华的地方”然而在另一篇评论中，他清楚地表示对唯美主义的怀疑，这已在改变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思想。他已将约瑟夫黑格献梅尔的一些小说与生活的贫乏，甚至特别与“性的折磨”联系了起来。生活的贫乏就是害怕生活，害怕人以其悲哀的躯体冒着机遇与境遇的危险而奋斗。他继续将黑格献梅尔的著作与对济慈和福克纳的每个读者所熟悉的形象结合起来，不过稍加掩饰而已。他写道，琳达康登“不是一部小说。它更象一块漂亮的起绒粗呢：永远超越时间概念的、在沉寂中其意向受到抑制的几个令人难忘的人物”福克纳继续写道，不是围绕着他们塑造生活，黑格献梅尔的几个人物“象傀儡，采取优美然而没有意义的姿态以应付作者的强制。”

    福克纳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对黑格献梅尔的小说的评论在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其中包括它对大理石牧神的寂静的花园和牵线木偶戏的几个哑剧角色引起的注意。然而在这种唤起的语调中，判断与同情相融合。这表明，福克纳在自我介入中发现自我批评的可能性。他在一篇说明问题的陈述中说：“人们可以想象，黑格献梅尔自己在琳达康登中就象在一个寂静的避难所出现一样，在那儿年岁不能伤害他，世界上的谣言送进他的耳鼓只象那遥远的微弱雨声”——甚至他向后看的时候，也是瞻望着未来。昆丁康普森为了避开噪音和臭味对自己的干扰，他出现查尔斯河的“秘密的浓荫里”福克纳在一九三三年创作声音与愤怒时，（几年后他写完了此书），将它描写为自己所作的一个花瓶，因此他能逃避到里边去。他接着说，虽然“我想，我任何时候都知道，我不能永远住在里边”一年前，在一九三二年，他描写盖尔海陶维尔以其天职为神学院的牧师的身份，试图在教堂里找一个类似的隐避处：“他相信他听见了似乎对他的叫声说，他能看见自己的未来，自己的生活，完整并且从各方面看都是完全而不可侵犯的，好象一个典雅而尊贵的花瓶，人在其中可以获得新生，受到庇护而不致遭到生活的刺耳的风暴的袭击，并且死得也是那么平静，只有那周围的风的遥远的声音。”

    对黑格献梅尔的评论所指出的这个死胡同也在士兵们的报酬（一九三六年）有所表现，福克纳在这部书里将马格丽特神与比尔德斯奈的绘画的控告结合在一起，具有颓废主义的特殊风格。这个死胡同里充满了一些“耀眼的林木和不可恩议的洁净的泉水。”然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虽然他已发现诗歌对于他是多么荒谬和不可想象，然而他还没有决定用什么来代替诗的位置。只是在题为走上幸福之路（一九一九年）的一篇不足取的小说和题为山（一九二二年）的一篇短文里才预期着一篇实验主义的散文，他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新奥尔良开始写此文。与此同时，他必须依靠诗歌创作。一九二三年六月，他将春色的改写稿投给波士顿的四海公司，将题目改为俄耳甫斯及其他（诗集）。四海公司不愿意发表诗而不要津贴，这在福克纳是受不了的，该公司将稿迟了回来。福克纳垂头丧气，又愤怒，说：“假若他们需要一本值得回忆的书，我的的确确是愿意写的。”但是实际上，他读小说和改写诗，在一九二三年，他啥也没有发表。一开春，他受到斯通彭励，提供了大理石牧神书稿。四海公司又要津贴，但是这次福克纳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他的第一部书出版了，这部书是献给他母亲的。

    在邮政所危机高潮中“对无用的伯爵福克纳普遍加以轻视”大理石牧神的出版表明是出乎意料的。九月，福克纳收到通知，官方已经控告他，玩忽职守“对邮政顾客们冷淡和损坏邮件。他知道控告是真的，恨这个工作，需要离开，他决心等候审查。一个调查者来了，他表示松了一口气。“你知道，我的整个一生大概都会对拿了钱的人唯命是从。”他说道“对化两分钱去买一个图章的每个婊子养的，我决不再唯命是从。”因为他和这个调查者关系处得好，兼之福克纳家族的人们有声望，允许他辞去邮政所长的职务。他很简单地就辞去了当地校工服务员队长的职务，这主要因为他醉酒的名声已经使当地大多的牧师们耳有所闻。

    奥克斯福对他来说已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随着大理石牧神的出版，他已使自己作为诗人的事业告一结束。一九三三年，他发表了另一卷诗集绿色的枝条，这几乎是他忠于自己早年是一个作家的思想的行动，但是他现在正在写的主要是散文。虽然斯通在推销大理石牧神，可是它的著者却要将其扔开。这时爱斯蒂尔刚到，这是他从战争复员回家后她的第三次来访。若非她的到来，他是不会留下的。早先，她的到来曾促使他诗兴大发。如今使她留在这个城里，似乎可能是奇怪的，因为她从来没有在他不在的情况下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城里的。但是他有一本书赠给她，他需要无拘无束。他已二十七岁，时间对他来说似乎是短的。他发现菲尔斯还是老师，爱斯蒂尔和少数朋友是他的诗歌的听众。诗歌创作是一种爱好和发抒感情的一种方式。但是他需要改变。他需要有风度的和起榜样作用的人物，他们与他的兴趣相投，对问题的看法一样“不管他努力去作什么？不管听起来可能是多么愚蠢，”他们都不会笑。总而言之，他需要较少的具体教训和较少的有限制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