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远征海参崴失败,骄横的乾隆就一直处于急躁、愤懑、容易被激怒的状态,全然失去了一贯表现在外的优雅与从容。不仅是宫内服饰的太监与宫女有许多遭了秧,因小事而横死者不在少数;即使在宫外的诸位大臣也都是战战兢兢的,动辄得咎,罚俸都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了。在乾隆的心中,时刻没有忘记的就是复仇,心里面不知道将所谓的华夏人千刀万剐了多少次。
不过,失败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乾隆心头。因此,乾隆虽然为了尽快报仇而焦急上火。但是为了一击毙命,为了最后的胜利,依然是按部就班的调兵遣将与囤积粮草。
直到1765年3月的一天,北方的吉林将军有紧急军情呈报。
乾隆现在几乎不敢听到北方的消息,见是北方的紧急军情,内心一振,双手更是轻微的一阵颤抖。担心发音不正常会影响自己的形象,以眼睛示意首领太监将文档递过来。在太监的手持下,看完了整篇军情,却实在忍耐不住,一把掀翻了前面按几,按几上的笔墨纸砚四散而落。乾隆声尽力竭的嘶吼,“贼子敢尔!”
见乾隆发怒,在座的大臣更成了鹌鹑,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唯恐成为出气筒。
终于,乾隆怒火压抑了一些,让大太监宣读军情。
原来,据新任吉林将军傅良奏报,北方的几个少数民族,如达翰尔族、赫哲、鄂伦春族,最近动作频频,联系十分频繁,竟然有合纵连横之举。最为可恶的是,在黑龙江沿岸建立据点,似有不臣之意。
尤其是达翰尔人,竟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之地伯力建城,方圆不下十里。一旦此据点被建成,沿江而下,将轻松深入东北腹地,威胁到所谓的大清龙兴之地。
在中国古代,如果只在农村闹事,最多算是民变,统治者也很好处理,打掉有些官员就可以对老百姓有所交代了。但是一旦攻打县城,那就必然被定义为造反。只因为古代,政权不下乡,地方最低一级政府就是县一级,再下就是类似的村民自治了,但实质上是乡绅在协助官府治理,这就是所谓的官绅一体。
与之类似,一旦有势力开始造城,那就是造反的前奏了。像老野猪皮努尔哈赤,当初,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与“建州老营” (今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村)的废址上建城,进可攻退可守,为野猪皮造反奠定了最坚实的一步。
傅良作为满族人,对于自己老祖宗的事件自然知之甚祥,深感此事重大,率千余兵丁前往,暂时中止了建城之举。
谁知道,在清军正在拆毁城墙的时候,却遭遇了三族联军的袭击。
原本傅良还不在意,大清士卒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对于这些乌合之众并不放在眼里。谁知道,乌合之众竟然也有一队精锐。他们人手一支遂发枪,还显然经过训练,标准的三段射,将大清的精卒一下子撂倒了许多。
清军阵型大乱。正与此时,边上冲出无数的三族民众,虽然武器简陋,队形杂乱,但是凭借人数优势,还是将清军打了个大败,狼狈退回。
傅良再也没有余力继续进攻,向乾隆求救。
诸位大臣见是东北再次发生战争,也都是内心一紧。但是,该做的还必须做。因为,东北作为满清的所谓“龙兴之地”,满清连汉人都不允许进入,自然更不允许外敌入内,这可比汉人威胁大多了。反击是势在必行的,且不惜一切代价的取得自后的胜利。
最后,乾隆决定派大学士舒赫德为钦差大臣,特选健锐、火器二营禁卫军三千名,由额附拉旺多尔济、都御史阿思哈率领,北上,会同黑龙江、吉林两省精锐近万名,一举攻克伯力,杀尽叛逆。并顺势将其余据点一一铲平。若不能成功,那就不用回来了。
乾隆因为接连的失败,戾气大大增加,终于撕掉了伪善的面孔,给众人下了一个死命令,不能成功,也就不要回来了。
内东北对于大军行进来说方便了不少。主要是不少道路已经整修完毕,不像外东北那么难行。而且,水路发达,运输十分便利。
因此,清军选择的是初春行军,打算夏季抵达伯力,并顺利攻克之,然后顺着黑龙江,将其余几个据点拔除。
同时,由于敌人手中有火枪,又是同处外东北,他们很自然的将三族人与新华夏人联系在一起。既然有新华夏人参与,他们自然考虑到了新华夏海军的存在。不过,内河与大海不同,再宽也有个限度,即使船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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