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油印放歌集寄给阿红,阿红回信说生命奏鸣曲写得不错,要我删到160行寄回。修改后寄回,又收到诗人刘镇的回信,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当时,觉得改动的难度很大,有点卡壳。4月17日,我记得很清楚,在县文化馆文学创作班上,文化馆负责同志向地区一位老作家推荐这篇诗作。这位老作家大谈小花小草,对我的诗作鸡蛋里挑骨头,并挖苦说:“小伙子,光爱好不行。”言外之意,我该从此金盆洗手。这当头一棒,没有折断我的斗志,反而激起了我的热情。夜间,在招待所暗黑的灯光下,我一气呵成,第二天寄出,结果不久就发表了。
朋友们,走自己的路吧,不要让别人左右你。文学事业应该是属生石灰的,越泼冷水,越焕发热情。
这首长诗发表后,周围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父亲不支持,以后,每逢有客人,父亲就把诗刊拿给来人看,并以我为例鼓励文学爱好者。妻子反对我买书,说我不挣钱光花钱。我当时就扮了一个鬼脸:牛要先吃草才能产奶,不吸收怎能释放啊?本先生以后挣稿费给你花。妻子一看真的有了点出息,转怒为喜,自觉为我腾出时间办诗社和写作。这一段经历我曾写成一篇短文终会被人理解,被当代诗歌函授版诗爱者发表。阿红在当代诗歌的一篇文章中以我为例,激励诗爱者在冷嘲热讽中走自己的路。
诗社规模越搞越大。资金越来越困难。我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争取外部支持。我到县委宣传部、文化馆、团委、妇联争取支持,由他们提供纸张。二是集资办社。诗友每人5元,我拿了10元,解决邮资问题。诗社办得更正规了。每年召开两次例会。95年底,无记名投票产生了优秀诗歌获奖名单。我的两首作品入选;苏同枝三首入选;另有三名诗友入选。
86年初,诗社遇到一个新问题,化肥厂面临解体。当时由于我办诗社有了名气,县委宣传部要编一本精神文明之花,抽我去帮一个月的忙。当时住在招待所的一个高级单人房间。可诗社办不办,诗刊印不印?印!我记得当时我把稿子带在身上,花了几个晚上,编号了一期,共41页码,可怎么印呢?我找到一位诗友,由他求人用打字机打出版来。我拿着蜡纸找到沾化一中一位文友,因为她妈妈管印刷。业务不熟还闹了个笑话,印封面时把蜡纸放反了。抓紧卸下蜡纸,用白纸擦净重印,折腾了半天才印好。
装订也非常麻烦。我便摆在招待所的地面上,一张一张地拣。刚拣到一半时,冯家农行的王士君赶到,我们两个人一起干了起来。那一夜基本没有合眼。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却一点也没有困乏的感觉。吃过早饭,我们便带上新印的野花奔赴县直各文化部门。这一期质量较高。上面有山大教授、著名诗评家吴开晋的评论信;有云南前线(正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士寄来的浸满忠诚血泪的诗篇。
我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我被县委宣传部安排在县广播站干编辑、记者。我又把野花带到了广播站。当时广播站业务非常繁忙,既要自己编稿,又要采稿向省电台送。没有办法,办了两期刊物后,也就是到了第8期后,改成了诗报。当时真是骑虎难下,不办吧,实在难以割舍,自己亲手种植的一株小树,怎么忍心横空砍断呢?办吧,实在没有精力,只得利用业余时间搞地下活动。88年8月,我又到地区工人文化宫干宣教科长。野花也一直坚持下来,共出版了8期刊物、25期诗报。89年1月,野花正式停刊。但我对文学的执着一点也没有变,又办起了惠民地区职工文学社,出版蒲园4期,搞了多次征文。93年改为职工作协。我与一位朋友编辑了全国征文选初为女子,主编了报告文学集情系这方热土。
我的作品也在工人日报、当代诗歌、诗歌月刊、散文诗刊、诗歌报、希望、女子文学、大风筝诗刊等全国30余家报刊陆续发表。其中诗歌月刊、散文诗刊发表了我的组诗。最近,诗刊、诗选刊留用了我的诗歌。有的作品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蓝天下的思绪被北方文艺出版社作为蓝天的独白卷首语,很多中学生作为箴言记在日记本上;接纳痛苦被工人日报作为重点稿子推出,责编李丽来信说:你的稿子写得很精美;把自己打开被陕西青少年文摘发表,收到数百封读者来信。阳信一位读者来信说:“每感到自己孤独无助时,就会读你的文章,好感谢你,从你那里,我寻回了激情、生存的勇气,你的文章是我的泪。”
200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