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雪

    我出生在一个一公里见方的不大不小的村庄。我的童年、少年都在这里度过。十八岁那年，我远走他乡，做了一个城市人，但我的内心总是被少年时的雪诱惑着、滋润着。少年的雪不但给了我快乐，也培育了我温和而坚韧的双重性格。

    那是怎样壮观的情景啊。大片大片的雪鹅毛一样，铺天盖地跳落地面。那时候的雪不像现在城市里的雪这样暧昧，稀稀拉拉，而是扩着街筒子往下撒落。瞬间功夫，整个村子变成了白雪的海洋。你看吧，地面上、房顶上、树枝上、草垛上，还有野外的沟沟渠渠，都穿上了美丽的白袍。在阳光的抚摸下，雪地闪着晶莹的白银的细光。远远望去，雪地又像一面镜子，白皑皑一片，把我喜悦的眸子刺得发痒。那时候我总在想，雪多像娘磨的面粉，更像小卖部里馋人的白砂糖。这时候，我和五个弟弟妹妹总不听娘的劝说，结伴到大街上踏雪。我们张开臂膀，仰起脸庞，入神地观看雪降落的优美姿势。衣服打湿了，我们没有感觉，脸蛋冻红了，我们不在乎。我们脚上的蒲窝踩在雪的肌肤上，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匀称得像是庄稼拔节的喘息声。我们追赶着，跑向村外的场院屋子。我们的脚印像一条条蜿蜒的蛇，在雪地上画出清晰的曲线。田野已经冬眠了，麦子盖上了白雪的厚被，浑身酥软起来，伸伸懒腰，向春天一遍遍张望。那些耐寒的小鸟，张着红红的小爪子，悠闲地在雪地上散步。它们大概在觅食，希望找到一只死去的虫子或者散落的谷粒。

    这时候，娘在家里便把木桶和合面盆搬到院子里接雪水。娘说，雪水特别甜，是老天爷送给百姓家的蜜浆。用来做饭，特别香甜；用来洗脸，脸上特别光滑。

    我记忆中最大的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上高中的一年春节。三十晚上，我听到沙沙的响声扑打着纸糊的窗棂，娘说：“外面下雪了。快睡吧，早晨起来还得扫雪呢。”我恨不能披上衣服，跑到屋外看看这些小精灵，但怕吵醒弟弟妹妹，只好掖好被角，露出脑袋，竖起耳朵倾听雪夜间走路的悦耳的脚步声。

    好不容易盼到天明，我抢着第一个开门。拨开门插棍，一拉门板，感觉沉甸甸的。我“啊”了一声，惊喜得倒退了好几步：“娘，大雪封门了！”厚厚的雪像一床床新作的棉被，摞在门前，足有半米高。这可乐坏了弟弟妹妹，我们抄起屋里的工具：铁锨、脸盆、苕帚、煤铲子，争先恐后向外推雪。一袋烟工夫，我们清扫出一条通向屋后的小径。

    扫屋顶的任务非我莫属。我通过鸡窝子、院墙，爬上了房顶。我抬头向远方看去，各家各户的房顶上都站上了扫雪的人。我像一个熟练的理发师，从房的背脊开始，先扫后半部分，扫到屋后的屋檐下，用来浇灌那一排胳膊粗的柳树。然后，再清扫前面的，扫下来后，堆在枣树的根部。扫帚与屋顶的摩擦声好听极了。有时候，这个活计轮不到我做，就被一位邻居的老爷爷作了。叫他老爷爷，那是按辈分，其实他刚四十岁出头。他是一个很和蔼的人，沉默寡言，从不与人争执。他扫完自己的屋顶后，便捎带着把我们家的屋顶清扫干净。他做这一切的时候，从不声张。

    扫完屋顶，游戏开始了。堆雪人我们最拿手的游戏。一会的功夫，我和弟弟妹妹用铲子在院子中央堆起了两个雪人。我们用瓜铲把雪人拍打结实，然后，用胡萝卜给雪人造出眼睛、鼻子、嘴巴。小妹妹用一块红布，给一个雪人戴上了红帽子。我们家的小黄狗不知道是雪人，还以为是真人呢。你看它小心翼翼地，用爪子一次次去试探雪人。那些大胆的母鸡，则不管这些，它们用长长的嘴巴啄食雪人的胸膛。那只红色的公鸡，干脆爬上雪人的头顶，演绎金鸡独立的风景。

    大街上，奔跑着一群群淘气的孩子，他们弯下腰，抓起一大把雪，攥成雪球，向同伴投掷。对方不甘示弱，用同样的方式还击。只见那雪球像白色的织布梭子，在空中来回穿梭。乡村的雪没有污染，有的干脆把一小把雪放进嘴里，品尝它的甘美。我小弟弟更是淘气，趁我不防备，把一把雪塞进我的脖领里。霎时，一种冰凉的感觉在我的身上弥漫。欢笑声伴着炊烟，从每个院落里，从每条大街上袅袅升起。

    以后进了城市，我总是盼望能下一场少年时那样过瘾的大雪，但我一次次失望了。那些纷纷扬扬的雪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没有人回答我，我只好到记忆中去寻找。

    2008年4月21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