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世的地丁和杜若

宙这句话相关，从远古起人就把自己身体看作具体而微小的宇宙。从雅可布伯麦1和斯韦登伯格2为媒介，投影于布莱克3的欧洲秘教思想中可以看到，反过来把人体看作巨大的宇宙的一部分。其次是把人内心世界中，人的智慧与力量控制不及的暗处作为另一个宇宙，也就是女性的胎内。准备诞生神秘的生命的胎内，这一另一个宇宙与天空的宇宙相照应，两者中间便是人的现实世界。也就是人的历史场地，而这个场地上现在仍有战争的灾厄。我以为，人们把以这种形式形成的同一切局面联系起来的感受方法与思考方法代代相传下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

    1伯麦（bodhme，jdkob，1575—1624），德国神秘思想家——译注。

    2斯韦登伯格（sweden波rg，emanue，1636—1772），瑞典哲学家——译注。

    3布莱克（blake，willian，1757—1827），英国诗人——译注。

    如果回到井伏鳟二的小说上来，那么，那上面提示的杜若怒放所象征的意义，自然就十分清楚了。原子弹，其规模之大，堪称天灾加战争的大灾难。原子弹当然是人扔的，但是从挨炸的民众的角度来说，它是比大地震还厉害多倍难以逃避的灾难。那个经历过原子弹轰炸，再挨一次空袭的“半疯的姑娘”便是明证。把这惨遭厄运以致陷于病态的小小心灵，同原子弹轰炸这样类似天变地异般的灾难结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媒介，井伏鳟二用杜若花作了极好的提示。难道我们不是必须明确地说，这错季盛开的紫花才是从大至宇宙论小到人的内心，一以贯之的荒唐、可笑时代的象征，统统被它彻底驳倒了么？这也是挨原子弹轰炸的经历而触发的日本文学的杰作，给所谓现代的这个时代划了一道清清楚楚的刻痕，同时也是为测量大至宇宙小到人的内心深度而放下的一个测量铅坠式的作品。

    日本人经历过原子弹轰炸而饱尝痛苦地生活着，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表现对抗此种痛苦的作品。这岂不是判断核时代的人希望再生的根本标准么。我想把这个想法告诉许许多多国家的文化人。他们一定对于井伏鳟二描写的杜若的象征，同古典文学相通的、强韧的日本人的自然观照对比起来看吧。另一个国际研讨会是各代表一个欧洲国家各领域的文化人的聚会，我是参加者之一，要求我提出的课题是“西方化和日本化”日本化，这是听起来还不习惯的一个词，因为近来日本企业向欧洲发展，日本企业界人士以其个人的或企业的能力表现了出色的竞争力。于是欧洲出现了愿意学习他们这种工作作风的——吹得很响，总之，也可能有靠作家想象力的地方——的倾向，于是欧洲人就把这个看作日本化的现象，至少我自己打算以上述理解回答对这一问题的提问，并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

    所谓日本的西方化，实际上就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说起西方化＝现代化的历史，无非首先是（a）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构想，（b）实行侵略亚洲，（c）终于到达以长崎、广岛遭受原子弹惨祸为顶点的败北，终于结束太平洋战争。而战败之后的再出发，我认为把这（a）（b）（c）等条件全都颠倒过来才是基本态度，实际上新宪法也是这样显示的。

    但是，战后39年之间，日本人朝着逐渐地消除太平洋战争败北经验的方向前进了。对亚洲实行经济推进并使之正当化的思想，并且向一直称为工业化社会的欧洲、美国等先进国家前进一事，使明治以来的现代化大大加速，从而更加西方化了。因此，它给国内、国外——特别是亚洲地区——带来了一方面是荒废，另一方面又是过剩的经济繁荣。

    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之中也曾有逆时代潮流认为不该如此西方化的反省。开头提到的渡边一夫的文章就是极好的例子。他身居德国同盟国的日本，还在法国被纳粹德国打败的时候，当他看出日本人追求的西方化样板不容置疑确属纳粹德国的时候，就站在战败国法国一边了。他引用瓦雷里在母校赛特高等学的讲演，期待着“精神自由和文化的精致产物”不衰退下去，表示出他对于日本日益扩大的纳粹德国式的“知性的强制”予以抗争的觉悟。渡边一夫对于法国的复兴乃至良好的欧洲传统是确信不疑的。他在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处于痛苦的孤立之中摸索另外一条西方化的道路。

    但是，大势所趋的日本现代化即西方化，大踏步前进的结果，是把日本推到遭受原子弹轰炸，最后终于战败的位置。引起这场战争的势力，当然由日本法西斯主义负责，然而与之相对抗而制造出原子弹的却是西欧的科学。投原子弹和遭原子弹袭击的两个营垒，在一律归结为西方化的紧张关系上，1945年夏曾经隔海对峙。日本为了实现西方化，和帝国主义膨胀期的西欧展开比赛似地侵略亚洲，结果成了民主主义国家的敌人，终于落到受原子弹轰炸的地步。这个责任不应该追究西方化，始终应该归结为日本的现代化，这样的反论就是不是可能更多起来？我在这里要记下一笔，现在的欧洲并没有摆脱核战力的论理而获得自由。如果欧洲主动地放弃核战力的论理，出现提示新道路的大国，那么，我以为对于日本来说，可称得上最受欢迎的西方化的典范。现在欧洲各国消灭核武器的民众运动，就是为创造这样的典范，以民众运动的规模向日本人号召的。

    然而今天的欧洲人某些阶层希望日本化成为现实。成为这种日本化典范的日本人，一定是我前面提到的，把1945年战败痕迹一点一点地消除干净，自我与事业具有成就，完全符合工业技术先进大国称号，足以代表此种倾向的典型式日本人。但是我倒觉得这种人倒是特殊的，并非普遍。尽管这样，这种特殊的日本人，面对再生产时，因为我国教育失衡，也不能不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瓦雷里说过的话。谁也不能否定，日本经济成长的结构是培育这种类型人物的基础，比如驻在欧洲的商业精英们，以及同他们息息相关的汽车制造厂、电视机制造厂的经营者们无不都是特殊的日本人，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实际情况是欧洲人把这样的日本人作为素材，创造出经过加工夸大的典型人物，通过他们构想实验性的日本化。

    总而言之，欧洲人在工业技术社会的先进国之间的国际竞争上，不过是为了强化战线检验自己而已。实际上是他们在应付核战略的脆弱性而自己找出了种种缺陷，把这些缺陷一一投影，把它的负面综合在一起，设想出把这些减号变成加号的典范，也就是说，把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以为这是沿着以往欧洲文化的规范而来的，这种不足之处反而值得引以为自豪——的诸般因素反过来变成一切具备的存在，为了学习这种架空的典范而喊的日本化。我倒觉得，作为工业技术社会处于零丁飘摇的领域，人称位于衰退状态的“纯文学”的作家，特别应该这样考虑才是：对上述日本人形象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热心地使日本比西欧眼中的日本更日本化的类型人物，才是使现在我国工业技术社会更加繁荣的支柱。因此，我以为西欧提出的日本化这种现象展示给我们时，同西欧人设想的基本典范式的特殊日本人形象大相径庭，然而实际上日本化已经在欧洲看到，应该认真地听一听对方就这种现象的说明。特别是从目前非常活跃的经济交流现场，从和日本人有接触的西欧人那里，他们不停地制造日本人形象展示给我们，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不可重逢的进行自我批评的契机。而且，如果西欧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对于未来同西欧的良好关系有害，那就必须考虑到这形象会立刻开始固定化，所以必须马上努力把它打碎。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回答可能会有这样的提问：那么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希望将来向欧洲提示的，与西欧人能够共同理解的日本、日本人的典型是怎样构想的。我认为，那应该是对于未来的日本人有效的典型，同时对亚洲、对欧洲也是有效的典型日本人。如果把日本化一词扩大使用，那就必须构想这样的日本人典型：以这种新的日本人典型为基础的日本化，不论对于亚洲也不论对于西欧，包括经济在内，都能当作使诸多领域活性化的方法采用。假如这样的构想能实现，那么，这新的日本人典型不论亚洲圈内西欧圈内都认为确实是真正国际人的日本人，而且与此同时，从日本的大城市发展到地方城市，乃至在农村、渔村，共同努力培育出众多的这类日本人典型。

    这种梦想中的日本人典型会有么？欧洲人亚洲人可能半是嘲弄地提出这样的反向。但是我认为，至少不妨在日本人相互之间提出试问和试答，必须摸索培育这确属高层次日本人典型的构想，不然，倒不如一开始就停止有关新日本人典型的构想更好。我要重复地说，渡边一夫还在日、德、意三国同盟以及大政翼赞会刚刚起步那一年，当时国际、国内正是控制极严的时候，而他却对于战败的法国坚守“精神的自由与文化的最精致的产物”的人们精诚所在确信不疑，而且坚信他们的国家一定扭转败局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还希望对于我开头谈的井伏鳟二等等日本作家们——其中有自己在广岛被炸，定出遭受原子弹灾难证言式作品之后，一个是自杀的原民喜，一个是堪称刀折矢尽哀哀病死的大田洋子，还有和在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同学们生活在一起，以一个亲身遭灾的妇女自述形式不断地写出作品的林京子——想想他们作为核时代的日本人的想象力。也许这个话题很简单。如果西欧人说我了解这么多的日本商界人士，那么，我想与比同时，索性回答他希望了解这些日本作家的工作，从这种情绪出发我才协助英译了前边提到的短篇名文选集的工作。

    课题不仅限于原子弹灾害，日本各种各样乃至出于地方自己构想——比如具有独自历史的冲绳当地民众各种运动所显示的政治、文化运动中反对天皇中心，同日本的现代化＝西方化正面冲突——的反公害、环保课题等等，都和提示新日本人典型的具体例子有联系，范围极广。我想，对于如此关心日本和日本人的西欧人这般盛情应予回报，才把这些展示出来。

    实际上围绕着“西方化和日本化”这一主题，我在编造自己的提案，同时也常常参加这类国际研讨会，但是常怀忧惧的是，同西欧乃至国内多种领域的人们在关心的方向上也许存在分歧。不过，如果真是这样倒不坏，我从他们的批评中会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高兴地出席国际研讨会。

    而且，如果可能，我想提出既不同于西方化也不同于日本化，可以说超越这两化的第三条道路的xx化这一构想，希望通过研讨会看看反应如何。因为我经常想到，如果不实现这条道路，对于将来的日本和日本人来说，（a）在国内没有活路，（b）在亚洲也没有活路，（c）从现在设想的欧洲接受日本的情况来看，向未来发展的活路也没有。

    大部分有能力的日本人，把太平洋战争失败这个分节点不当作开始转换方向的始点，而是把它当作一时的保留期间搁置起来，然后是重新加速进行西方化。然而这加速西方化使日本获得工业技术最先进国的位置，经济繁荣达到顶点，难道这不是第二次走上无法再次前进的奇怪路程即将摆在眼前了么？这种怀疑又有谁能够轻而易举地否定得了呢？而且，核时代最近的将来，日本第二次的“战败”与亚洲的崩溃乃至世界的崩溃难道没有联锁作用的性格么？

    去年秋天，我在巴克莱和斯坦福两校作了基本精神大致如上的讲演。当时，一位看来很聪明的日本留学生提出反问：为什么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必须从以前的太平洋战争的败北中吸取教训？现在日本新的繁荣不是把战败的痕迹一扫而光了么？于是我作了如下的回答：你还年轻，你的历史中还没有失败的经验吧？但是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知道，除了失败的经验之外不想学别的了。我附带说一句，日本乃至整个世界，不是已经并不年轻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