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业已提过,从去年秋季到冬季,我一直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逗留,属于我自由支配的时间里,首先的工作就是补充、修订题为读渡边一夫的连续讲座记录。特别是整理渡边有关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前前后后的著作部分时,内心忐忑不安,不敢断定是否由于自己过分自信和无知作了值得怀疑的发言。所以从大学内外的书店买来有关书籍读起来。因为是修改自己的讲话记录,和令人觉得乏味的工作不同,纯粹是一种乐趣。
在此期间,我看了自己的书架,发现日本研究中心的历史家对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很感兴趣,而且考虑着自己是作家,把一个时代的个人生活详细地写进了历史书。同一年的秋天来我国访问的法国历史家埃玛涅尔鲁洛瓦拉杜里的著作占了大部分,但是,似乎受他影响的美国学者,住在旧金山的纳塔利z迪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和写渡边一夫史传的让达尔布雷写的新教统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很有趣。(harvarduniversitypress)
同一主题的法国影片,在美国获得好评,迪维斯也参加了该影片的剧本创作,而且据说他对于16世纪法国这一奇妙事件,认为有必要用专门的历史书叙述。查阅各种古文书保管所的史料,把“历史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加以综合,就成了迪维斯的工作。电影上,虽然表现了这位女士的牺牲,但侧面地也表现了她挖掘了巴斯克地方以及巴斯克人的背景。主人公或者真正的主人公的丈夫马丁盖尔,在佛朗索瓦一世同卡尔一世的战乱时期,从巴斯克地方移居于图鲁兹附近比利牛斯山麓平原的村庄,给一户农家当了嗣子,但是因为有巴斯克的血脉,便受到该村的排斥,他为此心怀不满,所以迪维斯充分显示了拉杜利学派的面貌。同时这也成就了此地复兴新教的一项令人瞩目的巨大工程。渡边一夫当然从侧面描写了让达尔布雷和儿子安利四世,但是迪维斯掌握案子上告到图鲁兹而法院的法官们认为这是新教、旧教交替的一时出现的情况,很好地展示了审案工作中险象环生的情况。年轻的马丁盖尔一家人在新迁来的村里,由于他父亲屡有建树,终于和有势力的家族的姑娘贝尔兰德德罗尔斯结了婚,但是几年之后出走,本来,周围的人就是以为他是来自法兰西方面的人,或者来自西班牙方面,总之都认为他和巴斯克地方的人有关,但是他参加了西班牙军队和祖国军队作战,甚至为此而失去一只脚。在这期间,当阿尔诺杜梯尔这个骗子出现在独守空闱8年之久、一向“性格坚强操行端庄”的贝尔兰德面前时,她把这汉子当作马丁迎进家来。尽管当时的法国农民似乎无人不知这样的俚语:“女人对于接触过一次的男人也决不会看错”但是关于贝尔兰德把梯尔误认为马丁的原委,处于优位的妇女上,有关于近代初期法国人的论考,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迪维斯女士,似乎没有甘于归结为出于女人的愚昧,认为贝尔兰德出于保护土地资产及其他等等,是出于很有决心的一种计谋。
和盖尔家的财产有截然相反的利害关系的伯父皮埃尔,开头承认了归来的侄子,没过多久就和假马丁发生冲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迪维斯在这一部分附带提到,说这是宗教势力消长的投影。“关于马丁盖尔的诉讼,如果作一番冒险的推测,可能是这样的:对此地新教徒具有同感的人们倾向于相信马丁,天主教徒们倾向于相信皮埃尔。”
案件移送图鲁兹的上级法院之后,一个假肢老兵就出现了,自称自己才是多年来隐姓埋名的马丁盖尔。以此戏剧性为基础,把这一案件立刻写成书的,有法官柯拉的文章等等,不妨把再现当初极其精采的一段译出来。以历史家的冷静而且顽强的构想展开叙述的同时,又没有排除戏剧性的描写,这就是迪维斯写作的特点。
看一眼新露面的人,她就浑身颤抖而且哭起来了(这是根据柯拉的描写。准确地记录证人们的表情,是干练的法官的任务,他是这么想的)。于是她跑到马丁盖尔跟前想抱住他。她求他原谅自己被梯尔的阴谋和诱惑压倒而犯下的错误。于是把内心深处准备要说的话口若悬河起说出来。她说:你妹妹们马上就承认了他,伯父也接受了他。我是因为过于焦急地盼望念念不忘自己的丈夫回来,所以也就相信了他。特别是他对我的隐私是那么熟悉当我知道他是冒充的时候,我甚至想,我要是死掉该多好,于是想到自杀,因为我怕神责备而没有去死。我明白了我的名声被他玷污,所以才把他告到法庭。马丁盖尔面对贝尔兰德的哭诉,一点也没有悲伤的表情(可能是受到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牧师的影响),脸上露出热情然而严峻的表情,然后说:‘你那泪就别流啦,而且也用不着往我妹妹们和伯父身上推,不必拿这个辩解。因为父母对于子女,伯父对于侄子,哥哥姐姐对于弟弟妹妹,他们的了解,都不如妻子对于丈夫了解得深。总而言之,降于我们家的厄运,除了你该由谁负责呢?’
渡边一夫或者该专门学派的研究者们,是如何从这里着手进行活生生的历史考察的,边想边读而读完了迪维斯的作品。我对于法国文艺复兴史本来知之甚少,所以没心思作历史论述。
我想说的只是,400年前发生在法国一个地方的“不可想象的事”和妻子同床不久的丈夫长期以来去向不明,对于一个突然出现在眼前,声称自己就是那位妻子丈夫的男人,妻子本人以及家族、本村的有关邻里,全都受骗,居然接受了他,对于这样的故事,感到自己是在仿佛看着同眼下生活中的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就此说说自己的看法。
“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在可能发生的事”之间,开头的时候有一条明显的沟。但是,它扎根于整个社会的动机——像马丁盖尔案件所表现那样向着宗教战争行动的社会相就是这种动机——是作为一根巨大木桩打进这条沟的。从巴斯克来到图鲁兹近郊农村的这一家受到的排斥,就是稍小些的木桩。孤立无援,形同寡妇的妇女,为了保护家族资产不得不使用策略也是一根木桩。不得不适应别人的境遇而且全部接受下来并忠实履行的才能仍是一个木桩。这些木桩一根一根地打进沟里,上面铺上木板之后才能越过大而且深的沟。“难以想象的事”逐渐变成“现在能发生的事。”
迪维斯把16世纪发生的事件全过程复原给大家看。其结果,尽管它始终描写的是单个事件,但它却是描写了走向宗教战争的大转换时期的时代风貌,以及生活于漩涡中的农民那种浑沌状态的著作。使我感受最深刻而难忘的是,几多木桩打进那条沟之后,眼看着“难以想象的事”就成了“现在可能发生的事”想想这些,同现代的我们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对比,就可看到,业已打进的千奇百怪的木桩简直成行成列这一事实。
“难以想象的事”这句话,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都认为是一定是难以想象,我也觉得可憎,但同时我也和哈曼简的著作想想难以想象的事联系起来。作为对theunthinkcable的思考,简——这位把日本将来的经济成长描写成花团锦簇,在他的思考里,对于伴有光辉的深渊从来不屑一顾的某种类型的日本人给以鼓舞的学者——极力主张,只把热核战争当作“难以想象的事”是不能制止热核战争发生的,应该当作现实的事考虑热核战争。而且他以物理学家的论理构成法表示,热核战争中有如此这般几种战争方法。
简的著作,比照现在的核状况来看时,可能已经没有积极的意义了。他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出版于1966年,他的热核战争论出版于1960年,对他的主张持批判态度的人们是不消说的了,即使那时期支持他的人,现在也认为那批判是对的。总而言之,由于核战略、核战术以及核武器本身壮大和多样化十分迅速,今天的核状况规模已经远远超过简对未来预测的范围。
简的论点之根本道理之一是,如果把热核战争看作“难以想象的事”那么,核武器的抑止就无效——一直译为抑止的原文是deterrence,既然是给予恫吓使其疑惑从而停止念头,那么,翻译的活就没有把前半部的意思传达出来,所以,就必须根据国际政治的现实仔细考虑,考虑能用于作为现实武器的核武器,可能发生战争的热核战争,以此互相显示自他双方,而取得抑止效果。
现在用各种各样方法能够发动大规模的“有限”核战争,现实的情况是不仅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的将军们,即使全世界人民群众也十分不安。而且,掌握掀动战争按钮的超级权力的人物们以及其他人等,必须确信,那样的“有限”核战争,必然扩大为环球规模的环境破坏、也就是破坏全人类的战争。我想起,在电视片一天之后,放映结束时的电视讨论会上,简被看作在野之雄,堪称同时代权力中枢的军事理论要人的梦克纳马拉立足于上述认识首先作的发言。
今年2月初,洛杉矶时报报道说,20年前简精力充沛地活动时期,仿佛一股热潮袭来一般而建造的核避难所,即使在苏联核潜艇游弋的西海岸地区,也成了无用的长长之物。尽管前面提到的电视电影上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我国在同一时期据说成立了建造核避难所的承包公司——却再也没有向当局申请准予新建核避难所的。这决不是全体民众观察到热核战争的危机业已远去,而是他们想通了,核战争一旦发生,靠避难所根本不可能保证生存下来,其次是对核武器的拥有量之多,一清二楚。我国出于错误估计形势而出现的核避难所特别吃香,发展到在京都的寺院地下也建筑核避难所的地步算到了头,这只能说明,我国市民的核武器观还没有达到美国西海岸市民的水平。
因此,我之所以再次想起放在根本无用的核避难所书架上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并不是因为简描写的热核战争的可能已经遥远,而是相反,也就是由于认识到,核武器和核战略飞跃地增加与多样化,简的电影剧本大体说来已经毫无意义了。
我想应该首先看到,简带方向的论调,尽管有助于使朝着现实中可能发生的热核战争,使全世界的整个核军备只前进一步两步,从而鼓舞了五角大楼或克里姆林宫的扩军主义者,但对于永久的核裁军、废除核武器没有积极的贡献这一事实。因为,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我国,简追随者们的论理依然畅行。
我再次想起简的书并寄予希望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想想难以想象的事上,有雷蒙阿伦写的序文,我对此序文,现在怀有特别的想法。阿伦死之前后,国际上给他以极高的评价。特别是和萨尔特尔对比,相继而死的这两者之中,描写阿伦获得王位和萨尔特尔破产的文章是屡见不鲜的。未必全都是分量极轻的,但是我认为,最初使用核武器,也就是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后,人类既然依旧活着,那正是因为人类原本就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和以往截然不同,一直写反躬自省的萨尔特尔,他一生的核时代观是一贯的,而且愈加深化。我以为,为了和萨尔特尔的核时代思想对比,从简业已死了的著作中想把阿伦的观点挖掘出来。(企鹅出版公司刊,桃井、松本译)。
今天的和平问题,已是极其重要的问题。靠军部和民间的几位专家是解决不了的。这本书上,简氏和我的名字并署这一事实本身,完全是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国籍各别的两人之间必须互相协力的象征。
阿伦在序文的开头就是这么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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