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

    我与索拉雅结了婚，然后爸爸去世，生活如常，直到有一天接到电话。

    2001年6月

    我把话筒放回座机，久久凝望着它。

    “你脸色苍白，阿米尔。”索拉雅说。

    “我得去一趟巴基斯坦。”

    她当即站起来:“巴基斯坦？”

    “拉辛汗病得很厉害。”我说着这话的时候内心绞痛。

    “叔叔以前的合伙人吗？”她从未见过拉辛汗，但我提及过他。我点点头。

    “哦，”她说“我很难过，阿米尔，要我陪着你吗？”

    “不用，我想一个人。”

    “来吧。这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拉辛汗在挂电话之前说了这句话。不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熟虑。

    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一周之后，我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

    与拉辛汗的会面，让我陷入极度的震惊中。哈桑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我知道我要把他正在受难的孩子找到。

    想办法救出哈桑的儿子，想办法把他带到美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我终于把哈桑的儿子从阿富汗带到美国，让他飞离那业已过去的凄恻往事，降落在即将到来的未知生活之中。索拉雅到机场接我们。我从未离开这么长时间，当她双臂环住我脖子的时候，我闻到她头发上的苹果香味，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她。她将身子蹲到跟索拉博一样高，拉起他的手，笑着对他说:“你好，亲爱的索拉博，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我们大家一直在等你。”

    我看到她朝索拉博微笑，眼噙泪水的模样，也看到假如她的子宫没有背叛主人，她该会是什么样的母亲。

    索拉博双脚原地挪动，眼睛望向别处。

    索拉雅已经把楼上的书房收拾成索拉博的卧房。床单绣着风筝在靛蓝的天空中飞翔的图案。她在衣橱旁边的墙上做了刻度尺，标记英尺和英寸，用来测量孩子日益长高的身材。我看到床脚有个装满图书的柳条篮子，一个玩具火车头，还有一盒水彩笔。

    索拉博看着我们，神情冷淡。

    那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悄悄下床，走到索拉博的房间。我站在他身旁，望下去，看到他枕头下面有东西突出。我把它捡起来，发现是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那张我们坐在费萨尔清真寺附近那夜我给索拉博的照片。我在想索拉博究竟躺在床上将手里拿着的这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多久。

    我看着那张照片，阳光打在哈桑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笑脸上。爸爸的另一半，没有名分、没有特权的一半，那继承了爸爸身上纯洁高贵品质的一半，也许，在爸爸内心某处秘密的地方，这是他当成自己的真正儿子的一半。

    隔日，将军和雅米拉阿姨前来一起用晚膳。看到索拉博，雅米拉阿姨喜形于色:“安拉保佑！亲爱的索拉雅告诉我们你有多么英俊，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亲爱的索拉博。”她递给他一件蓝色的圆翻领毛衣。“我替你织了这个，”她说“到下个冬天，奉安拉之名，你穿上它会合身的。”

    索拉博从她手里接过毛衣。

    “你好，小伙子。”将军只说了这么一句，双手拄着拐杖，看着索拉博，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异装饰。

    用过晚饭之后，将军放下他的叉子，问:“那么，亲爱的阿米尔，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带这个男孩回来？”

    “亲爱的伊克伯！这是什么问题？”雅米拉阿姨说。

    “你在忙着编织毛衣的时候，亲爱的，我不得不应付邻居对我们家的看法。人们会有疑问。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有个哈扎拉男孩住在我女儿家。我怎么跟他们说？”

    我转向将军“你知道吗，将军大人，我爸爸睡了他仆人的老婆。她给他生了个儿子，名字叫做哈桑。现在哈桑死掉了，睡在沙发上那个男孩是哈桑的儿子。他是我的侄儿。要是有人发问，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

    他们全都瞪着我。

    “还有，将军大人，”我说“以后我在场的时候，请你永远不要叫他‘哈扎拉男孩’。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索拉博。”

    大家默默吃完那顿饭。

    如果说索拉博很安静是错误的。安静是祥和，是平静，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钮。

    沉默是把那个按钮关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

    索拉博的沉默既不是来自洞明世事之后的泰然自若，也并非由于他选择了默默不语来秉持自己的信念和表达抗议，而是对生活曾有过的黑暗忍气吞声地照单全收。

    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人跟我们共同生活，而心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有时候，在市场或者公园里面，我注意到人们仿佛甚至没有看到他，似乎他根本并不存在。我曾经从书本抬头，发现索拉博业已走进房间，坐在我对面，而我毫无察觉。他走路的样子似乎害怕留下脚印，移动的时候似乎不想搅起周围的空气。多数时候，他选择了睡觉。

    索拉博沉默的时候，世界风起云涌。“九一一”之后，美国轰炸了阿富汗，北方联盟乘机而进，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样四处亡命。突然间，人们在杂货店排队等待收银，谈着我童年生活过的那些城市：坎大哈、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阿富汗人的羊皮帽和绿色长袍变得众所周知。

    索拉博依然梦游般地度过这段日子。

    然而，4天之前，2002年3月某个阴冷的雨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我带索拉雅、雅米拉阿姨和索拉博参加弗里蒙特伊丽莎白湖公园的阿富汗人聚会。上个月，阿富汗终于征召将军回去履任一个大臣的职位，他两个星期前飞走——他留下了灰色西装和怀表。雅米拉阿姨计划等他安顿好之后，过一两个月再去和他团聚。

    上个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过去是阿富汗的新年，湾区的阿富汗人计划在东湾和半岛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我们是在中午到的，发现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长方形的塑料布，里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经开始炸面饼；蒸汽从茶杯和花椰菜面锅冒出来。一台磁带播放机放着艾哈迈德查希尔聒噪的老歌。我们四个人冲过那片潮湿的草地时，我微微发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间，后面是索拉博，他穿着黄色雨衣，兜帽拍打着他的后背。

    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会，接着走回雨中，双手插进雨衣的口袋，他的头发贴在头上。他在一个咖啡色的水坑旁边停下，看着它。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喊他进来。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终于仁慈地不再问起我们收养这个——他的行为怪异一目了然——小男孩的问题。而考虑到阿富汗人的提问有时毫不拐弯抹角，这当真是个很大的解脱。人们不再问为什么他不说话，为什么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他们不再用夸张的同情、他们的慢慢摇头、他们的咋舌、他们的“噢，这个可怜的小哑巴”来让我们窒息。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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