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纪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80%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人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2270年,有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生战事。各诸候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720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的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期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228年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们只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还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忘记,即秦始皇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嬴政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