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万”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人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延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股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这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其经过应在下节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追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