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与道德

    知识分子搞学问，除了闭门造车之外，与人讨论问题也常常是免不了得。在讨论是应该取何种态度，是个蛮有意义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有些见闻，虽然还不够广博，但已足够有趣。先父是位逻辑学家，在五十年代曾参加过“逻辑问题大讨论”所以我虽然对逻辑所知不多，也把当年德论文集找出来细读了一番。对于当年德论争各方谁对谁错，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对论战的态度却很有看法。众所周知，逻辑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只要能争出个对错即可；可实际情况却不是那样，论战的双方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资产阶级”持有“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得思想方法。相形之下，自己是无产阶级，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我看来，逻辑问题是对错真伪的问题，扯上这么多，实属多余；而且在五十年代被判定位一名资产阶级分子之后，一个人的生活肯定不是很愉快的，此种论战的方式有恫吓、威胁之意。一般认为，五十年代的逻辑大讨论还算是一次比较平和的讨论，论战各方都没有因为论点前往北大荒；这是必须肯定的。但要说大家表现了多少君子风度，恐怕就说不上了。

    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大多要从平等等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对坏蛋放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发。根据文献，反右斗争后期，主要是研究右派分子在旧社会的作为，女右派结交男朋友的方式，男右派偷窥女浴室的问题。当然，这个阶段发生的事已经不属于讨论的范畴，但还属论战的延续。再以后就是组织处理等等，更不属于讨论的范围；但是它和讨论有异常显著的因果关系。

    “文化革命”里，我是个小孩子，我住的地方有两派，他们中间的争论不管有没有意义，毕竟是一种争论。我记得有一阵子两派的广播都在朗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倘若你因为双方都在表示自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那就错了。大家感兴趣的只是该文中毛主席痛斥反对派是毒蛇的那一段——化成美女的蛇和露出毒牙的蛇，它们虽然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但还没有冻僵呢——朗诵这篇文章，当然是希望对方领会到自己是条毒蛇这一事实，并且感到不寒而栗。据我所见，这个希望落空了。后来双方都朗诵另一篇光辉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显然是把对方看成了反动派，准备接受他们的投降，但是对方又没有这种自觉性。最后灯结果当然是刀兵相见，打了起来。这以后的事虽然有趣，但已出了本文的范围。

    “文化革命”里的两派之争，有一个阶段，虽不属论战，但也非常有趣，那就是两派都想证明对方成份不纯或者道德败坏；要么发现对方庇护了大叛徒，走资派；要么逮住他们干了有亏德行的事。在后一个方面，只要有某派的一对青年男女呆在一个屋子里，对立面必派出一支精悍队伍埋伏在外面，觉得里面火候差不多了，就踹门进去。我住的地方知识分子成堆，而这些事又都是知识分子所为。从表面上看，双方都是斯文人，其实凶蛮得很。这使我感到，仅用言辞来证明自己比对方道德优越，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因此有时侯人们的确很难抑制自己的行动欲望。

    现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毒蛇，并且设法去捉他们的奸；然而，假如是有关谁好谁坏的争论，假如不是因外力而中止，就会得到这种结果。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好的，对方式坏的；而对方持有相反的看法，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恶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诉诸行动：假设你有权力，就给对方组织处理；有武力，就让对方头破血流；什么都没有的也会恫吓检举。一般来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以这种方式争论，总是越辩越不明，而且你在哪个领域争论，哪个领域就遭到损害。而且争论的结果既然是有人好，有人坏；那么好人该有好报，坏人该有坏下场，当然是不言自明。前苏联曾在遗传学方面展开了这种争论，给生物学和生物学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国在文化领域里有过好多次这种争论，得到了什么结果，也很容易看出来。

    现在我已是个中年人，我们社会里新的轰轰烈烈的文化事件也很少发生了，但我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是要争谁好谁坏。很难听的话是不说了，骂人也可以不带脏字。现在最大规模的文化事件就是上演了一部新的电视剧或是电影，到底该为此表示悲哀，还是为之庆幸，我还拿不准；但是围绕着这种文化事件发生的争论之中，还有让人大吃一惊的言论。举例来说，前不久上演了一部电视剧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和一部分记者就开了个研讨会，会议纪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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