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膨胀之中。那个白衣女人把黑色的斗篷分做两下，站了起来，说道：走吧，不能总呆在这里。然后就朝屋角自己的衣服走去。从几何学意义上说，她正在离开我。而在实际上却是相反。任何一位处在我地位的男子都会同意我的意见，只要这位走开的裸体女士长着修长的脖子，在乌青的发际正中还有一缕柔顺的长发低垂下来；除此之外，这位女士的身体修长、纤细，臀部优雅──也就是说，紧凑又有适度的丰满──这些会使你更加同意我的意见。在雪光中视物，相当模糊，但这样的模糊恰到好处当她躬下身来，钻进自己的衣裙时，我更感到心花怒放后来，她系好了木履上的每一根皮带子，就到了离去的时节。我对这间已经完全暗下来的房子恋恋不舍。但我也不肯错过这样的机会，和她并肩走进漫天的大雪。如前所述，我不认为自己是学院派。但在这些叙述里，包含了学院派的金科玉律，也就是他们视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东西。

    我在条纹中打量那位白衣女人，脖子、乳房、小腹在光线中流动。她对我说：什么事？我说，没有什么。就转过身去，欣赏我们留在墙上的图案。在墙上，我们是两个黑色的人影。有风吹过时，闪着电光的鳗鱼在我们身边游动。忽然，她跳到我的背上，用光洁的腿卡住我的腰，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小声说道：什么叫“没有什么”？此时，在我身后出现了一个臃肿的影子。我不禁小声说道：袋鼠妈妈这个名称好像是全然无意地出现在我脑海里。白衣女人迅速地爬上我的脖子，用腿夹住它，双手抱住我的头，说道：好呀，连袋鼠妈妈你都知道了！这还得了吗？现在我不像袋鼠妈妈，倒像是大树妈妈，只可惜我脚下没有树根。重心一下升到了我头顶上，使我很难适应。我终于栽倒在床上了。然后，她就把我剥得精光，把衣服鞋袜都摔到墙角去，说道：这么热的天穿这么多，你真是有病了起初，这种狂暴的袭击使我心惊胆战；但忽然想起，她经常这样袭击我。只要我有什么举动或者什么话使她高兴，就会遭到她的袭击。这并不可怕，她不会真的伤害我。

    我努力去追寻袋鼠妈妈的踪迹，但是又想不起来了，倒想到了一个地名：北草厂胡同。这胡同在西直门附近，里面有个小工厂。和表弟分手以后，我就到这里当了学徒工。在它门口附近，也就是说，在别人家后窗子的下面，放了一台打毛刺的机器。我对这架机器的内部结构十分熟悉，因为是我在操作它。它是一个铁板焊成的大滚筒，从冲压机上下来的零件带着锋利的毛刺送到这里，我把它们倒进滚筒，再用大铁锹铲进一些鹅卵石，此后就按动电门，让它滚动，用卵石把飞刺滚平，从这种工艺流程可以看出我为什么招邻居恨──尤其是在夏夜，他们敞着窗子睡，却睡不着，就发出阵阵呐喊，探讨我的祖宗先人。当然，我也不是吃素的，除了反唇相讥，我还会干点别的。抓住了他们家的猫，也和零件一起放进滚筒去滚，滚完后猫就不见了，在筒壁内部也许能找到半截猫尾巴。

    后来，那家人的小孩子也不见了，就哭哭啼啼地找到厂里来，要看我们的滚筒──他们说，小孩比猫好逮得多；何况那孩子在娘胎里常听我们的滚筒声，变得呆头呆脑，没到月份就跑了出来；这就更容易被逮住了。这件事把我惊出了一头冷汗。谢天谢地，我没干这事。那孩子是掉在敞着盖的粪坑里淹死了──对于他的父母真是很不幸的事，好在还可以再生，以便让他再次掉进粪井淹死──假如对小孩子放任不管，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我就是这样安慰死孩子的父母，他们听了很不开心，想要揍我。但我厂的工人一致认为我说了些实话，就站出来保护我这老实人。出了这件事以后，厂领导觉得不能让我再在厂门口呆着，就把我调进里面来，做了机修工。

    进到工厂里面以后，我遇上了一个女孩子，脸色苍白，上面有几粒鲜红的粉刺，梳着运动员式的短头发。那个女孩虽没有这位白衣女人好看，但必须承认，她们的眉眼之间很有一些相似之处。她开着一台牛头刨。这台刨床常坏，我也常去修，我把它拆开、再安装起来，可以正常工作半小时左右；但整个修理工作要持续四小时左右，很不合算；最后，她也同意这机器不值得再修了。这种机床的上半部一摇一摆，带着一把刨刀来刨金属，经常摆着摆着停了摆，此时她就抬起腿来，用脚去踹。经这一踹，那刨床就能继续开动，我从那里经过，看到这个景象，顺嘴说道：狗撤尿。然后她就追了出来，用脚来踹我。她像已故的功夫大师李小龙一样，能把腿踢得很高。但我并非刨床，也没有停摆啊我怀疑这个女孩就是袋鼠妈妈，她逐渐爱上了我。有一次，我从厂里出来，她从后面追上来，把我叫住，在工作服里搜索了一通之后，掏出一个小纸包来，递给我说：送你一件东西，然后走开了。我打开重重包裹的纸片，看到里面有些厚厚的白色碎片，是几片剪下的指甲。我像所罗门一样猜到了这礼物的寓意：指甲也是身体的一部份。她把自己裹在纸里送给我，这当然是说，她爱我。下次见到她时，我说，指甲的事我知道了。本来我该把耳朵割下来做为回礼。但是我怕疼，就算了吧。这话使她处于颠狂的状态，说道：连指甲的秘密你都知道了，这还得了吗？马上就来抢这只耳朵，等到抢到手里时又变了主意，决定不把它割下来，让它继续长着。

    3

    我有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又肥又长，不记得是从哪个委托行里买来的，更不知道原主是谁。我斗胆假设有一位日本的相扑力士在北京穷到了卖大衣的地步，或者有一位马戏班的班主十分热爱他的喜马拉雅黑熊，怕它在冬天冻着；否则就无法解释在北京为什么会有件如此之大的衣服，假如我想要穿着这件衣服走路的话，必须把双臂平伸，双手各托住一个肩头，否则就会被下摆绊倒──假如这样走在街上，就会被人视为一个大衣柜。当然，这种种不利之处只有当白天走在一条大街上才存在。午夜时分穿着它坐在一条长椅上，就没有这些坏处，反而有种种好处。北京东城有一座小公园，围着铁栅栏，里面有死气沉沉的假山和乾涸的池塘，冬天的夜里，树木像一把把秃扫帚，把儿朝下地栽在地上。这座公园叫作东单公园──它还在那里，只是比当年小多了。

    此时公园已经锁了门，但在公园背后，有一条街道从园边穿过，这里也没有围墙。在三根水泥竿子上，路灯彻夜洒落着水银灯光我身材臃肿，裹着这件呢子大衣坐在路边的长凳上，脸色惨白（在这种灯下，脸色不可能不惨白），表情呆滞，看着下夜班的人从面前骑车通过。这是七五年的冬夜，天上落着细碎、零星、混着尘土、像微型鸟粪似的雪。

    想要理解七五年的冬夜，必须理解那种灰色的雪，那是一种像味精一样的晶体，它不很凉，但非常的脏。还必须理解惨白的路灯，它把天空压低，你必须理解地上的尘土和纷飞的纸屑。你必须理解午夜时的骑车人，他老远就按动车铃，发出咳嗽声，大概是觉得这个僻静地方坐着一个人有点吓人。无论如何，你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独自坐在这里。我也不希望你能理解。

    午夜十二点的时候，有一辆破旧的卡车开过。在车厢后面的木板上，站了三个穿光板皮袄、头戴着日本兵式战斗帽的人。如果你不曾在夜里出来，就不会知道北京的垃圾工人曾是这样一种装束。离此不远，有一处垃圾堆，或者叫作渣土堆，因为它的成份基本上是烧过的蜂窝煤。在夜里，汽车的声音很大，人说话的声音也很大。汽车停住以后，那些人跳了下来，用板锹撮垃圾，又响起了刺耳的金属摩擦声。说夜里寂静是一句空话──一种声音消失了，另一种声音就出来替代，寂静根本就不存在。垃圾工人们说：那人又在那里──他大概是有毛病罢。那人就是我。我继续一声不响地坐着，好像在等待戈多因为垃圾正在被翻动，所以传来了冷冰冰的臭气。

    垃圾车开走以后，有一个人从对面胡同里走出来。他穿了一件蓝色棉大衣，戴着一个红袖标，来回走了几趟，拿手电到处晃──仿佛是无意的，有几下晃到了我脸上。我保持着木讷，对他不理不采。这位老先生只有一只眼睛能睁开，所以转过头来看我，好像照像馆用的大型座机他只好走回去，同时自言自语道：什么毛病。再后来，就没有什么人了。四周响起了默默的沙沙声她从领口处钻了出来，深吸了一口气说：憋死我了──都走了吗？是的，都走了。要等到两点钟，才会有下一个下夜班的人经过。从表面上，我一个人坐在黑夜里；实际上却是两个人在大衣下肌肤相亲。除了大衣和一双大头皮鞋，我们的衣服都藏在公园内的树丛里，身上一丝不挂，假如我记忆无误，她喜欢缩成一团，伏在我肚子上。所以，有很多漫漫长夜，我是像孕妇一样度过的但此时我们正像袋鼠一样对话，她把我称作袋鼠妈妈。原来，袋鼠妈妈就是我啊。

    如你所知，毕业以后，我到万寿寺里工作。起初，我严守着这两条戒律：不要修理任何东西，不要暴露自己是袋鼠妈妈。所以我无事可做，只能端坐在配殿里写小说。因为一连好几年交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领导对我的憎恶与日俱增。夜里，在万寿寺前的小花坛里，一谈到这些憎恶，她就赞叹不止：袋鼠妈妈，好硬呀。然后我就谈到让我软一些的事：别人给我介绍对象。他们说，女孩很漂亮，和我很般配。就在我们所里工作，和我又是同学。假如我乐意，他们就和女方去说。她马上大叫一声，从大衣底下钻了出来，赤条条地跑到花坛里去穿衣服，嘴里叫着：讨厌，真讨厌！这样大呼小叫，招来了一些人，手扶着自行车站在灯光明亮的马路上，看她白色的脊背，但她对来自背后的目光无动于衷。我木然坐在花坛的水泥沿上，她又跑了回来，在我背上踢了一脚说，还坐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点滚？而我则低沉地说道：可你也得把我放开呀后来，我和她一起走进黑暗的小胡同，还穿着那件黑大衣，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座上夹着我的衣服。我微微感到伤感，但不像她那样痛心疾首。但她后来又恢复了平静，说道：既然如此，那就结婚罢。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有人发现我和她般配，我到现在还是袋鼠妈妈。

    那一天她不停地磕瓜子，从早上磕到了午夜，所到之处，到处留下了瓜子皮。那一天她穿了一件红缎子旗袍和一双高跟鞋，这在她是很少有的装束。除此之外，她还在读安加沙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对任何人都不理不睬。我的丈母娘对此感到愤怒，就去抢她的书，抢掉一本她又拿出一本，好像在变古彩戏法。但是变古彩戏法的人身上总是很臃肿的，而这位新娘子则十分苗条，简直苗条得古怪；衣服也十分单薄，连乳头的印子都从胸前的衣服上凸了出来──我的丈母娘老想把印子抚平，并且用身体挡住我的视线，她说：妈，别挑逗我好不好──把老太太气得两眼翻白。时至今日，我也不知这戏法是怎么变的，唯一可行的解释是：我丈母娘和她通同作弊，明里抢走一本，暗里又送回来，用这种把戏来恫吓新女婿，让他以为自己未来的妻子有某种魔力。但我又觉得不像：我丈母娘是个很严肃的人，鼓着肥胖的双腮，不停地唠叨。我很讨厌别人唠叨，如果不是要娶她女儿，我绝不会和她打任何交道

    我记得这是我们结婚的日子，这一天俗不可耐。所有的婚礼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因此她把自己对准了一本侦探小说，鼻梁上架了一副白边眼镜──她有四百度的近视。等到眼镜被抢走之后，她就眯起眼睛来，好像一只守宫（一种变色龙）在端详蚊子。到酒宴临近结束时，大家要求新娘子给男宾点烟。她把书收好站了起来。此时大家才看到，这位新娘子长了两只硕大的白眼珠，上面各有一个针尖大小的黑色瞳孔──都是没眼镜看书看的。她从桌子底下拿出一支大号手枪，把所有的男宾一一枪毙掉。你当然知道我的意思，她用手枪式的打火机给大家点烟。每点一位，就扭过头去闻闻自己的腋窝说：天热，有味了。这当然是说所有的宾客都早已死掉，已经有味了。

    喜宴过后，到了新房里，这位新娘子又歪在了床上看克里斯蒂。我无事可干，只好抽烟。把身上带的四盒烟都抽完以后，很想再去买一盒。当时午夜时分，要买烟就得去北京站，那地方实在远了一点，所以我没有去。这些事说明她很能沉得住气。这好像也是我的长处。但我很不想往这方面来想。假如我们俩也可以贯通，那就要变成一个人。这样人数就更少了。那天晚上我把烟抽完后，就开始磕瓜籽。假如是葵花籽，我磕起来就没有问题。不幸是些西瓜籽，籽皮又滑又硬，我不会磕，磕来磕去，磕不到籽仁，只是吐出些黑白相间、鸡屎也似的残渣

    在长安城里，我和白衣女人分手，走过黑白两色的街道。现在飘落的雪片像松鼠的尾巴，雪幕因此而稀疏。这样的雪片像落叶一样在街道两侧堆积着。在我身后，留着残缺不全的脚印。也许我的下一篇论文该考一考长安城里的雪？它又要把领导气得要死。在他狭隘的内心里，容不下一点诗意。

    在我自己的故事里，早已经过了午夜，但我还没按大姨子的告诫行事。她终于看完了那本克里斯蒂，并给它两个字的评价：瞎编；把它丢开。然后，她朝我皱起了眉头，说道：咱们要干什么来的？我摇摇头说：我也不记得。看来，我失去记忆不是头一次了后来，还是她先想了起来：嗅！今天咱们结婚！当然，这不是认真忘了又想起来，是卖弄她的镇定从容。我那次也不是认真失去了记忆，而是要和她比赛健忘。无怪乎本章开始的时候，我告诉她自己失去了记忆时，她笑得那么厉害──她以为我在拾新婚之夜的牙慧──但我觉得自己还不致于那么没出息

    后来，她朝我张开双臂，说道：来吧，袋鼠妈妈必须承认，这个称呼使我怦然心动。那根大蘑菇硬得像搏面杖一样。我说的不仅是过去，还有现在──用当时的口吻来说，那就是：不仅是现在，还有将来。但我还是沉得住气，冷静地答道：别着急嘛。我一点都不急──我看你也不急。她说道：谁说我不急？就把旗袍脱掉，并且说：把你的大蘑菇拿出来！好像在野餐会上的口气。在旗袍下面，她什么都没有穿，只有光洁、白亮的肉体──难怪她白天苗条得那么厉害──于是我就把大蘑菇拿了出来。那东西滚烫滚烫，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请相信，底下的事我一点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她说了一句：你真讨厌哪，你因为想不起来，所以那个关节还在，我的过去还是一个故事，可以和现在分开。

    现在，我除了长安城已经无处可去。所以我独自穿过雪幕，走过曲折的小桥，回到自己家里。在池塘的中央，有一道孤零零的水榭；它是雪光中一道黑影，是一艘方舟，漂浮在无穷无尽的雪花之上那道雪白的小桥变得甚胖。这片池塘必定有水道与大江大河连接，因为涌浪正从远处涌来，掀起那厚厚的雪层。在我看来，不是池水、层积在上面的雪在波动，而是整个大地在变形，水榭、小桥、黑暗中的树影，还有灰色、朦胧、几不可辨的天空都在错动。实际上，真正错动变形的不是别的，而是我。这是我的内心世界。所以就不能说，我在写的是不存在的风景。我在错动之中咬紧牙关，让“格支格支”的声音在我头后响起。好像被夹在挪动的冰缝里，我感觉到压迫、疼痛。这片错动中的、黑白两色的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性”

    我在痛苦中支持了很久，而她不仅说我讨厌，还用拳头打我。等到一切都结束，我已经松弛下来，她还不肯甘休，追过来在我胸前咬了一口，把一块皮四面全咬破了，但没有咬下来。据说有一种香猪皮薄肉嫩，烤熟之后十分可口。尤其是外皮，是绝顶美味。这件事开始之前我是袋鼠妈妈，在结束时变成了烤乳猪。那天晚上，我被咬了不止一口──她很凶暴地扑上来，在我肩头、胸部、腹部到处乱咬，给我一种被端上了餐桌的感觉但是，她的食欲迅速地减退，我们又和好如初了。

    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在玫瑰色的晨光里，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户口本，第一页上写着她的名字，在另一栏上写着：户主。我的名字在第二页上，另一栏上写着：户主之夫。我终于知道了她的名字，但现在不敢说；恐怕她会跳到我身上来，叫道：连我的名字你都知道了！这怎么得了啊！现在不是举行庆祝活动的适当时节，不过，我迟早会说的。

    你已经看到这个故事是怎么结束的：我和过去的我融汇贯通，变成了一个人。白衣女人和过去的女孩融汇贯通，变成了一个人，我又和她融汇贯通，这样就越变越少了。所谓真实，就是这样令人无可奈何的庸俗。

    虽然记忆已经恢复，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我还想回到长安城里──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我最终走进了自己的屋子──那座湖心的水榭，在四面微白的纸壁中间，黑沉沉的一片睁大红色的眼睛──火盆在屋子里散发着酸溜溜的炭味儿。而房外，则是一片沉重的涛声，这种声音带着湿透了的雪花的重量──水在搅着雪，雪又在搅着水，最后搅成了一锅粥。我在黑暗里坐下，揭开火盆的盖子，乌黑的炭块之间伸长了红蓝两色的火焰。在腿下的毡子上，满是打了捆的纸张，有坚韧的羊皮纸，也有柔软的高丽纸。纸张中间是我的铺盖卷。我没有点灯，也没有打开铺盖，就在杂乱之中躺下，眼睛绝望地看着黑暗。这是因为，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上前往湘西风凰寨的不归路。薛嵩要到那里和红线汇合，我要回到万寿寺和白衣女人汇合。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