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的。
那时老板娘已经预备了十二间新房给儿子娶媳妇用,现在也派不上用场,都改了旅店,她也从单位辞职,当起老板娘。
老板娘的老公是个生意人,在c城小有名气,什么都倒腾,钢筋水泥、砖头瓦块、通信产品、汽车配件、透视麻将每日早出晚归,不辞劳苦,更多时候不归。家里的十二间房便是他鼓捣建材时的存货盖起来的。
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是初中毕业,学历不高,我对他们能否找个像样的工作心存疑虑,但他们都从事着c城最赚钱的工作,卖手机、开网吧、干出租,显然,我的顾虑是多余的,这里不比北京,人才不扎堆儿。
c城的青年人大多同他们一样,读书不多,却生活得有滋有味。每个走在街上的小伙身边都跟着个花容月貌的姑娘,c城小,小到每个漂亮姑娘和帅小伙都彼此认识并谈过恋爱的程度,所以大街上能经常看到挎着男友胳膊的女孩同马路对面搂着女友肩膀的男孩打招呼。在c城,二十岁还没谈过恋爱的人几乎没有。
他们管谈恋爱叫搞对象,这样一叫便少了花前月下的浪漫。他们不把对方称作男友、女友、老公、媳妇,只叫对象儿,将尾音儿化,喊出来清脆、悦耳,好像两人携手经历了多少坎坷似的,而实际好了还没两天。
c城的年轻人不保守,两个人好了便住在一起,尽管岁数加一块还不到三十五六。父母虽反对,但他们往往在白天,父母都去上班的时候,才旷半天课或请几个小时的假在一起住会儿的,晚上还是各回各家。c城女孩爱得彻底、投入,只和谈得来的,年龄相仿的男人在一起,没有人去傍四五十岁的大款,这和c城无大款也有一定关系,许多女孩的对象儿都在家呆着,整日闲逛,正经事儿没有,乱七八糟的都会,或当个临时工,挣点儿饭钱,但女孩们一如既往地爱着他们,不会因为经济的原因提出分手,这一点和北京女孩截然不同,所以,造就了c城的小伙们“不求上进”、“满足现状”的生活态度。
孩子们要求不高,父母也不劳累,这便是生活在c城的好处。人们不疲于奔命,生活节奏缓慢,随遇而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就在这个城市中渐渐老去。
c城人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生活着,也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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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吃饭穿衣、居家过日子,c城人没有更多需求。此处房价低得惊人,县城中心最繁华地段像大腕里描述那样设施的房价,还没有北京通县的房价高,就这样,房子还是卖不出去,因为承建公司是当地的建筑队,没盖过六层以上的房子,这次突然搞了个大的,十五层,不知道是地基挖浅了,还是土质疏松的原因,风一大房子就摇晃,至今未售出一套。这幢楼鹤立鸡群般摇摇摆摆地挺立在城中央,吓跑了底下摆摊的商贩。市委就此问题和建筑队开了无数次会议,也没商讨出拆好还是不拆好,有两种声音,一是完全保留,把它像比萨斜塔一样保护起来,供游人参观。二是拦腰斩断,将十五层分成三份,每五层为一幢楼。经研究,后者的难度大于拆了重盖,行不通。
物质消费水平之低导致了市民们心态平和,大街上走路都比北京人慢很多。汽车在c城更是多余的,从南头到北头,骑车十五分钟就够了,所以多数当地人以步代车,去哪儿都走着,反正没啥要紧事儿,无非就是赶着回家看电视。
城里跑着的四趟公共汽车和二百辆出租汽车足够满足市民的用车需要,买了车也就是个摆设,不去外地的话,一年能跑二千公里就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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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娘说,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她儿子可能把对象儿领回来。正说着,大儿子回来了,身旁跟着一个可以打七十五分的女孩,她不带丝毫扭捏地叫了老板娘一声:伯母。
老二和老三也陆续回来,晚饭已经准备就绪,老板娘发令开饭,不等她家男人了,越是过节他越忙。
一家人和我围坐一桌,谈笑风生。老板娘问老二,什么时候你能把媳妇领回来,看你哥。老二说,我才不找本地的,没劲,要找就找个首都的。老板娘让我给老二介绍一个,我满口答应,等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后,一定给老二找个晶莹剔透的。老二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他已经在网上聊了一个,人家都从北京过来了,现在就在c城。老二是开网吧的,利用工作之便,四处留情。我说行呀你,我跟北京二十多年了,还光棍一条。老二说那是你笨,北京女孩挺容易上手的,远没想象中的困难。我心说,也就是让你赶上一个别的。
吃完饭,像往年一样,坐电视机前看中央电视台,里面还是赵忠祥和倪萍,他俩依旧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小点儿的电视,根本看不出皱纹。中国没人了怎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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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老板娘家打麻将缺人就叫上我凑一手,说来奇怪,最近两天我的手气出奇壮,再难落听的牌也能和,赢了不少钱,却不好意思往兜里装,只好又故意输回去,上听的牌拆了打,别人点炮我装没看见,越玩越没劲。
偶尔写点儿东西,少得可怜,从北京带来的钢笔至今还没打过水,剩我一个人的时候就看会儿书,别看它们旧,却挺好看,可惜太多了,没办法扛回北京,只能就地正法,多看一本是一本。当初买的时候太激动了,忘了还要回北京。
这几天c城的鞭炮声就没停过,特别是初五这天早晨,噼里啪啦的炮声震人发匮。只听见老板娘喊三儿子:放炮去吧,饺子这就出锅了。
又是一通噼里啪啦。
我已经几宿没合眼了,每次刚要睡着,都被二踢脚炸醒。听多了二踢脚“嘭”的两声,就习惯了这种节奏,昨天半夜,只听见“”没听见“嘭”我就等呀等,不敢睡,怕快睡着的时候被“嘭”吓一机灵,那多难受,可一直等到了天亮,也没听见“嘭”操,早知道是个蔫炮,我就踏踏实实地睡了。
天已大亮,我正准备放松心情,睡个安稳觉,没承想,刚一闭眼,又“嘭”地响了起来,妈的,成心!
c城四面环山,盆地地势,一点儿声音就能响彻山涧,更何况百炮齐鸣,余音缭绕,窗外又烟火四起,真假难辨,给我一种哪里又打起来的感觉。
后来我把耳朵塞上袜子,脑袋钻进被窝,但还是前后受敌,左右挨炸,鞭炮声依然震耳欲聋,吵得我坐卧不安,怎么他妈这么闹腾!以前人们就是这样对付麻雀的,拿着锅碗瓢盆爬上自家房顶,叮叮当当一通乱敲,吓得麻雀在天上飞来飞去,不敢落脚,结果都累死了,飞着飞着就往下掉。我也快了,都五天没睡觉了。“嘭”仍在继续,愈演愈烈。
算了,我还是起来吃饺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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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是羊肉馅的,除了葱姜,再没蔬菜,老板娘管这种馅叫“一个肉丸”的,她说,因为今年是羊年,就吃羊肉丸的。我暗中庆幸:好再没赶上鼠年。
刚吃了俩饺子,嚼得满嘴流油,正剥蒜的时候,门开了,老二带回家一个女孩,说,妈,这就是我说的首都网友。
我咬了一口蒜,一看,这女孩长得怎么这么像雷蕾呀,除了是一头短发!嗯?不对!
再定睛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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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就是雷蕾。当我和她面面相觑的时候,不约而同地一惊,不等我开口,她便夺门而出,我立即放下手里的半瓣蒜,不等再吃口饺子,干嚼着一嘴蒜就追了出去。老板娘的疑问这是怎么回事儿,三儿子的不解我哪儿知道,都被远远地留在身后。
跑过街道,雷蕾突然停下来,转过身盯着我。我追上前。
“怎么会在这儿看见你?”雷蕾说。
“难道依然仅仅是巧合吗”我说。
“为什么是这种结果!”
“这也是我的疑问,为什么你这么随便就跟网友回了家,而且不远千里!”
“那你跑这里来干什么!”
“我”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不知激动还是激愤。
我和雷蕾站在距离北京600里的c城满地烟花爆竹纸屑的路边,站在初五的晨光中,大眼(她)瞪小眼(我),思潮起伏,默不作声。
终于,我们在一阵鞭炮声中,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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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久,雷蕾挣脱开我的拥抱,哭了起来。
我说你别哭了,眼泪都流嘴里了,她说废话,眼泪有往脑门儿上流的吗。我说怎么没有,你倒立着哭看看,眼泪准保往脑门上流,你如果躺着哭,眼泪就往耳朵里流,你趴我肩膀上哭的话,眼泪还能往后背流呢,只不过是我的后背。
你讨厌!雷蕾更放声地哭了起来。
我的后背果然湿透了,冰凉冰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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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雷蕾告诉我,她到这里是来实习的。郊游回来的那天下午,学校安排实习,有北京的设计院,也有外地的建筑队,学生自愿选择。雷蕾为了躲避我一段日子,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外地。
雷蕾说她实习的地方就在那个盖歪了的十五层楼的工地,老师带着他们绞尽脑汁,想怎么才能将这座即将竣工但无法入住的商品楼的损失降至最低限度,群策群力,千方百计后,没有可实施的办法,眼看着就过年了,老师下定决心,想不出辙就不离开c城半步,看着归家心切的学生说,你们回家过年吧,不愿意走的就留下来。雷蕾就属于那个不愿意走的,在北京过年无非就那些事儿,吃饭、串门、拜年、压岁钱已经倒背如流,所以宁愿过一个了无牵挂的年。于是她告诉父母,她在c城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这里有时候挺冷的,但是她没啥舍不得,就又买了一件毛背心穿上了,虽然这个春节不能回去,但是她很想家。父母说,照顾好自己,完了事儿赶紧回来。
我问雷蕾手机为什么注销。她说,正好该交钱了,她没交,反正到了外地还要漫游,索性买了一张当地的卡。
雷蕾说,这不,大年三十上午,老师接到他老婆的电话,让他必须回去,否则后果自负,于是老师买了当天的车票回京了,剩下我一个人,流落他乡,无依无靠,只好上网消磨时间,碰到一个当地的网友,聊了几天,约好就在这家网吧见面,结果见了面发现,就是网吧的老板,他说就不收我钱了。
我说,约你见面你就见呀,他要是坏人呢,你在这儿人生地不熟,还跟他回家。我就是想吃口热饺子,谁让他以带我回家吃饺子为诱饵呢,我没经住,雷蕾可怜兮兮地说。
走!我说。
干什么去?
吃饺子去,一个肉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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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雷蕾找到一家“天天过年”饺子馆,要了一斤饺子,雷蕾说吃不了,我说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吃呀,刚才追你追得我肚子都抽了筋,蕾蕾说,你那是吃多了撑的。
饺子上来后,雷蕾只顾埋头苦干,也没理我,弄得我只好没话找话。我问那个研究生也没有联系你吗。雷蕾说,别提他行不,我都把他忘得差不多了,我心里总记着他,对你有什么好处,自讨苦吃。我说,我是对自己特别自信才这么说的,他哪儿能跟我比呀,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人。雷蕾说,这儿的饺子皮真厚,可是没你脸皮厚,像你这么厚的,少见。脸皮厚好,冬暖夏凉,我说。
我问雷蕾为什么剪了短发,她说为了开始一段新生活。我说,我说过你留短发不好看。雷蕾说,可我自己认为好看,我干嘛要听你的。我说,女为悦己者容。雷蕾说,那是别人,我才不管这些,我想怎样就怎样。
我又说,原来你都大四了,学建筑的。雷蕾说,你以为呢,对人家一点儿都不关心。我说我原来那么问你,你都不说,还让我以为碰上刘胡兰了呢。雷蕾说,我那是考验你,没想到你一点儿诚意没有,碰到困难就退缩,真让人失望。我说好,吃完饺子就回北京,那里有我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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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饺子,我问雷蕾在这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她说就是对那座十五层楼放心不下,万一哪天倒了砸着人怎么办,我说你操心也没用,该倒还要倒,那些头头脑脑说了才算,他们是人民的父母官,不会看着自己的孩子快挨砸了还无动于衷,雷蕾说那她就踏实了。
我和雷蕾去学校给她安排的宿舍取东西,然后拿上行礼到了老板娘家,我悄声说,你在外面等着,我进去取了东西就走,然后跟个特务似的溜进二层我的房间。
正收拾东西的时候,老板娘进来了,问我早上的一幕是怎么回事儿,我说,雷蕾是我女朋友,知道我离家出走到了c城,就来找我,正巧遇到老二这么个好人,怕她找不着,还把她领到我面前。老板娘说,那老二怎么说是他新谈的女朋友。我说,他那是为了让您高兴,对了,他人呢?老板娘说,嗨,又回网吧上班了,说明天再领回一个来,这孩子!
结了房钱,与老板娘依依惜别后,我和雷蕾手挽手,去了c城车站。
火车启动了。
c城,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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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股独特的味道,在北京呆久了的人,都深有体会,特别是刚从外地回来,闻到这味儿能让我热泪盈眶,幸好是冬天,眼泪冻住了,没流下来。我管这种味道,叫北京味儿。
回到家,见屋内还和我走的时候一样,桌上的半个面包已经硬成了一块砖头,盖房绝对不成问题。
我给爸妈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在电话里抑制不住旅游的喜悦,老两口觉得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玩上了瘾,就打算多转转,反正退休了,时间对他们来说,富富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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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我家没人,雷蕾就来找我,有时候晚上干脆不走,和我挤单人床,每晚我都闲不着,白天也落不着休息。
忙完事儿后,睡觉的时候雷蕾非要和我鼻尖相触,保持零距离。我说我不习惯。她说几天就能让我习惯。我说这样睡不着,我吸入的全是你喷出的二氧化碳,气上不来。她就说,你怎么不是一株植物呀,连光合作用都不会。
雷蕾让我对她说我爱你,我说不说,她说那你就是不爱我,我说不是,她说那你为什么不说,我说我不好意思,她说你还会不好意思,我说有些话不一定非说出来,她说那你就是爱我了,我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嗯。雷蕾说,好,明天我带你去公证处,我问干嘛,她说去做公正,让你成为我的私有财产。我说好啊,如果六十年后你没了而我还活着,我就是你的遗产。雷蕾说,我不在了你活着能有什么乐趣,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回头咱俩一起走。我说你想干什么。雷蕾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雷蕾问我谈过女朋友吗。我说当然。她就问,谁甩的谁。我说是女的甩的我。雷蕾说,你怎么这么窝囊。我说天生如此。雷蕾说,也难怪,你有什么资本甩别人,能有女朋友已经够奢侈了。我说你说什么。她说没什么。我说别以为我没听见。她说听见了你还问。
雷蕾整天就知道看电视和睡觉,我说你也不看看书,或者出去找找工作,都大四了,还这么混。雷蕾说,要是有看电视和睡觉的工作就好了。我说,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可惜这样的公司还没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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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雷蕾呆饿了就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吃饭,无论在哪儿,她都点金针菇,甭管凉拌,还是火锅。
看她吃得津津有味,我就问:“你想过将来干什么吗?”
“没有,你说我能干什么?”雷蕾反问“你对我有什么认识?”
“你饭量可以。”我说。
“我不吃了!”雷蕾撂下筷子,甩手不吃了,但还是把嘴里正嚼着的金针菇咽下去。
“看来你现在饭量也不行了,这可是你唯一的优点呀。”
“我就给你这么个印象?!”
“能吃不是缺点。”我说“我帮你分析一下未来吧。”
“你说。”
“你是学建筑的,除了考研、出国,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去工地。工地上的职业很多,如果靠体力劳动,虽然你能吃,但是没劲儿,所以,当民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太好了,求之不得。”
“其次,走脑力劳动的路线,去当设计师,但是你刚毕业,撑死了设计个牛棚猪圈,摩天大楼轮不到你,你也就是给那些老专家沏茶倒水的份儿,可你一定不愿意干,所以,前途叵测呀!”我语重心长。
“那我学你不行吗,你想过干点儿什么吗,待业都一个月了吧。”
说到这里,我便不再说话,只有低头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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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来了电话,说转得差不多了,明天回家。我挂了电话,雷蕾说,那明天我走了,正好过两天有一门补考,该看书了。
第二天,我跟雷蕾回了学校,陪她在教室看了一会儿书,她说看不进去,我说谁都一样,那也得硬着头皮看。雷蕾说要能看进一点儿,当初也不至于不过。我说你会什么写什么,哪怕驴唇不对马嘴,至少不会倒扣分,实在不行就抄几个公式,然后生搬硬套,还给雷蕾举例说明,我初中考物理的时候,有一道计算液体压强的题,我把公式忘了,只记得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背这个公式有窍门,原公式是p=pgh,你们记住压强等于“肉鸡爱吃”就行了,于是我牢记在心,并将此话写在考卷上,后来卷子发下来,我看老师回了一句话:我也爱吃。还给了我一分,因为这证明我上课认真听讲了。
我说,还有一次,政治考试,简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我便在答案上写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处不在,正如歌中所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并因此得到该题一半的分数。
雷蕾说,让你这么一说,考试挺容易的,那我不看书了,回去听歌算了。
我说,万万使不得,如果你赶上的老师是乐盲,岂不还要重考。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作弊呀!”
“我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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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蕾坐在教室手里捧着课本,看了半个小时居然没有翻页,我问:“想什么呢,这么半天了,还盯着这页看。”
“没想什么。”雷蕾看我一眼,然后把书翻过一页。
一分钟后,雷蕾又把书翻回到刚才那页。
我问:“怎么了?看不进去?”
她说:“肚子疼。”
我问:“吃坏肚子了?”
“不是。”
“那为什么?”
雷蕾没有回答,我看出她的表情,又问:“痛经?”
雷蕾点点头。
我说:“要不去医院开点儿止痛片?”
雷蕾说:“吃止痛片对身体不好。”
“那怎么办,给你倒点开水喝?”
“没用,你给我揉揉肚子吧。”雷蕾靠住我的肩膀。
我用胳膊揽住雷蕾的腰肢,手按在她的小腹上,轻轻地揉了起来。
雷蕾因为喝了许多茶水,随着我手掌的运动,有“咕噜”的水声从雷蕾的肚子传出。
揉了一会儿后,雷蕾按住我的手说:“别揉了。”
我说:“为什么,不疼了?”
“还疼。”
“那为什么不揉了?”
雷蕾趴在我的耳边说:“我想放屁。”
我悄声说道:“你能保证放出的屁既没有声音又没有臭味吗?”
雷蕾说:“有点儿困难,你没听过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道理吗?”
我说:“那你就出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再放,多响多臭都没关系。”
雷蕾说:“你陪我去”
“我不去”
“为什么?”
“不是我不想去,我怕去了影响你的发挥,我做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偷偷摸摸,当着人做不出来。”
雷蕾拽住我的衣服说:“你跟我去,我不怕。”
出了教室,来到楼顶,我点上一根烟,指着不远处的墙角对雷蕾说:“就那儿吧,我不过去了。”
雷蕾说:“我不想放了。”
“为什么?”
“没有感觉了。”
“要不然我再给你揉揉肚子,酝酿一下情绪?”
“不用了。”
“那干嘛来了。”
“我就是想和你出来呆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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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完烟,我和雷蕾拥抱了片刻,没有接吻,因为她不喜欢我嘴里的烟味,然后又回到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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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蕾果真按我说的做了,抄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宝典,带去考场。
考试下午四点开始,不到一个小时候,雷蕾满心欢喜地回来,说都抄上了,离开考场的时候,纸条还被旁边一个束手无策的男生要去。
雷蕾说,过了这门,再把毕业设计搞定,就算大功告成。我说那去庆祝一下吧,雷蕾说,当然了,等晚上的。
到了六点,我和雷蕾正要出去,来了一个电话,她说:“是你找我什么事对啊那怎么办好吧。”然后挂了电话,愁眉不展地对我说:“那个研究生给我打的,出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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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雷蕾把纸条给了旁边男生后,他抄完又给了另一个男生,而这个男生笨手笨脚地刚打开纸条,就被监考老师擒获,他不打自招,说纸条不是自己的,别人给的,于是老师逆流而上,寻到根儿上。
这个老师就是那个研究生的导师,他回到实验室把抓了一个女生作弊的事情说给在场人听,研究生随口问了一句哪个系的,导师说是建筑系的,研究生就特意问叫什么名字,导师说叫雷蕾,都大四了,估计学位没了,一张纸条,三个学位,明天我通报教学处。研究生听完赶紧跑出实验室给雷蕾打电话,验证了导师的话。
研究生让雷蕾在宿舍等他消息,他先去说服导师不要上报教学处,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听完,我忿忿说:“那两个男生真不够男人,吃水忘了掘井人。”
雷蕾说:“你不是好舞文弄墨吗,帮我写三百字检查,主动承认错误总比被动挨打好。”
我找到纸笔,想了想,说:“少写点儿行吗。”
雷蕾说:“你要是三个字能表述清楚也行。”
于是我拿起笔,写了一份三个字的检查,言简意赅:我错了!
雷蕾看了抓起来就给撕了,说:“我让你帮我办点儿事怎么这么难,当初可是你让我作弊的!”
“可是我没让你作弊被抓。”我申辩。
“被抓的又不是我。”
“可你不该到处施舍。”
“都是同学,我能见死不救吗?”
正说着,电话响了,研究生说:“你下来吧,在学校咖啡屋。”
撂下电话,雷蕾说:“我去见他,你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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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电话雷蕾,她手机关机,去宿舍找,门锁着。
她又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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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再继续寻找雷蕾,预感她还会出现。
接下来的冬天,我蛰伏在家,读书写字看电影。
无论什么书,拿起来就看,我知道比我聪明的人有很多;无论哪国的片子,只要是盗版,就买来看,我相信盗版商的眼光。
我有各个电影节上获奖的纪录片,每每看完都会心情沉重,因为它们拍得太残酷了。而纪录片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只记录了一部分生活,所以,生活的残酷比之更甚。真正的生活比这更残酷。
除了纪录片,我还有一些书、一些唱片和一些电影,我有将它们占为己有的癖好,谈不上收藏,只是看着它们陈列在自家的书柜中就高兴。如果问我为什么收集它们,我也不知道,反正喜欢就买了,而且多数不再重复阅读、聆听或观看,只是看着它们,我便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它们组成了我的成长岁月。
再说说我的那些唱片,其中打口带居多,因为国内唱片可听的寥寥无几,而国外引进版唱片又价格昂贵,加之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mp3,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打口带,经常旷半天课,穿越半个北京市,跑到海淀图书城翻腾喜欢的磁带。那时的海图非常脏乱差,如今已治理得井然有序,当初那些卖打口带的哥们儿现在都人模狗样地成了各行业精英,我好几次从各类经理人杂志上看到他们的照片和专访,并配以文字说明:xxx公司总经理某某某。他们的转型,也许是因为后来出了mp3,什么样的音乐都能从网上下载,打口带没了销路,不过这种转型也太成功了。记得其中一家音像店店主在这条街称王称霸,没他铲不平的事儿,工商税务不在话下,磁带没收了,他打个电话,对方就乖乖地送来,一个劲儿地赔不是,还坚决请他吃饭,说把弟妹也带上吧。店主的女朋友酷似李嘉欣,不知为何,这种长相的女人总要被这种男人泡,古惑仔中李嘉欣就被郑依健泡。
那些打口唱片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无不被海关打下深深印记,我们就是听着它们长大的,看着它们,感觉自己的青春也被打了口。唱片打口的位置不一,就像打在我们这代人心灵上的口,每个人的都不一样。
直至今日,我仍然喜欢听打口盘,我属于打口的一代,而今天的孩子们是数码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