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头疼,从小就头疼,头疼的时候我不许家人说话,容不下一点声音,喝了顶药“头疼粉”就一个人焉焉的卧着。
我笨,从六岁上育红班时人们就发现我笨。那时每次考试,做游戏比赛,都是我的孪生姐姐名居班级第一,而我倒数第一。那时我就在老师和家长们的纷纷议论中感受到屈辱。
因为生日小,我和姐姐到了八岁校长还不同意我们入学,我父亲就让我和姐姐带了小板凳硬赖在教室听课。最后,我父亲送了一百块钱给校长,校长才同意我和姐姐入学,而那个时候一个小学生一年的学费也就只有六块钱。为了走个形式,校长让我和姐姐从一百倒背到一,姐姐流利的背了下来,而我不会,校长又让我正背,我还是不会。
我努力学习,上课认真听讲,下课放学积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我的学习成绩仍然不好。那时老师按成绩把我们分成三排,姐姐在第一排,我在第三排,每次考试仍然是姐姐居班组前列,而我仍是倒数第一。一年级下学期选少先队员,第一、二排全部入选,老师要在第三排选出一名,第一、二排的几名同学说选我,并一一列举我努力学习的事实,而老师不同意。
六一儿童节那天,那是我第一次经历的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全校学生列队操场,老师们坐前席,先是奏乐升旗,再是校领导讲话,为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劳动标兵发奖。在激昂的音乐声中,我看见一群群花枝招展的同龄人雀跃上台,校领导激动的表扬,摄像师为他们合影,同学们咣咣咣一片的鼓掌。接着新少先队员入场,大哥哥大姐姐亲手为他们戴红领巾——那诱人的闪烁无限光彩和荣耀的红领巾。那天,我和姐姐上身穿一件粉色罩衣,罩衣上绣着两只白鸽,下身穿一条天蓝色的裤子,裤脚边绣着两只小鸭子,连同我们红面白边的系带鞋都是新买的,姐姐戴着新红领巾手攥着两张奖状立在长条板凳上欢欢喜喜的观看表演,我看着她就气,而姐姐浑然不觉。
我父亲经常到学校寻问我和姐姐的学习状况,父亲是明智的,在八十年代的小村子里还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关心子女的学习,然而每次在父亲和老师的谈话中我都感受到耻辱,我学,我使劲的学,而成绩还是上不去,期末考试日益临近父亲警告我:
“留级你就给我打二十五斤酒!”那时白酒两块钱一斤。
我留级了,懵懵懂懂的我是在听姐姐这样和我说后,才知道我留级了。
“我听老师在门口跟爸说了,她说咱俩是双胞胎,但凡你考的再好点也不让你留级,但是你考的实在不行,拎上去也跟不上课。”
我语文45分,数学23分。
父亲让我给他打二十五斤酒,我哭了,父亲却又笑了,说闹着玩呢,只要我好好学就行,我才松了口气。
姐姐开始叫我:“大留级生!大留级生!”
我下意识的认真听讲,而事实那时我的精力还是不能聚中,一次别的班都下课了,我们老师还在讲,窗外挤满了小脑袋,邦邦邦一震响,我抬头发觉是一个男生用笔敲我身边的玻璃所致,他停止敲动贴在玻璃上悄声冲我喊:“给我叫”“叫谁?”我大声问,随即就听到哄堂大笑,我这才发觉我早忘了自己是坐在课堂上。
我记忆力不好,那时我们班有一个很淘气的男生中腾飞,总向老师告状说有人在课上脱鞋,嫌臭,老师也嫌臭,她说:“谁再脱你给扔出去!”半节课没过我的脚就出了鞋,直到哄堂大笑我才知道我的鞋被扔了出去,我不是不怕,而是忘了。
小学一年级,我和姐姐受人欺负,海平,我们的同学,一次我和姐姐去她家玩生平唯一的一次回小偷,我们偷了她的一支彩笔和一本小人书,那种我和姐姐极爱的但在我们这个穷家堪称奢侈品的好东西。海平一家在我们村是个大户人家,海平便率领她的七、八个兄弟姐妹每天放学后堵着我和姐姐要钱,我和姐姐不敢和大人说,便把妈妈给的零用钱一分一毛攒起来,两个月后把十块钱连同彩笔,小人书,一起还给了海平,而海平还是每天率领她的众兄弟姐妹们每天放学后于各个路口堵我和姐姐,要我们跟她玩,我和姐姐就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我怕,求姐姐跟海平玩算了,姐姐坚决不肯。
我和姐姐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含着泪骂我们:“这俩玩蛋货!爹妈玩蛋你们俩也玩蛋!”母亲领我们去找海平的父母,海平的母亲乐呵呵承诺了之后。海平还是找我和姐姐算帐。
我和姐姐向老师告状,第一次老师批评了海平,第二次她训斥我和姐姐:“就你们俩事多!”
我心疼姐姐,那时候放学了许多小孩都推了家里的小车到我家前边的大胡同学骑车,我家就只有一辆二八的大黑车,偶尔她有空了我让姐姐骑着玩,我推着蠢笨的手推车追在姐姐身后跑在自行车堆里,人们看了笑我:“这丫头疯了!”我却玩的畅快淋漓。姐姐怕耗子,我也怕,一个男生拎着死耗子在姐姐眼前晃动,吓的姐姐嗷嗷直叫,我冲过去一把夺过耗子就给了那男生两脚。
不是直线上升,简直就是突然,第二年我的学习成绩名列班组前茅,此后我六年的小学生活是阳光的,上有老师的夸奖,下有同学的拥护,自己也在劳动和成绩中体会到生命的充实,我不满足于此,我开始自觉不自觉的用那一个个令我心潮澎湃的新名词充实我的精神世界,我开始一点一滴的把那些新名词中的精神赋著于行动,于是,每天每时每刻每秒我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的崇高,我陶醉于此,我不知道我也为之束缚,被其欺骗,终至被它打个花落水流红。
我爱看电视剧,可谓如痴如狂,一部电视连续剧我不看则已,看就一集不落,偶尔停电了我便心急如焚,一分一秒的期盼,熬煎。我恨时间太慢,我牵挂剧情,被其折磨的寝食难安,我的心为剧中的正义与邪恶所激荡,我崇拜,我憎恨,我回味,篡改,幻想。
最让我着魔的是白眉大侠,我看了三遍,看着想着我就泪流满面,在看第三遍时每集后我都会偷偷的写,我用了两个精美的日记本写完了白眉大侠,并在“书”前做内容简介,用彩笔画下剧中五个主人公,改名为“血泪人生。”
那时候,几乎每个学生都有一个精美的日记本,上面记满了歌词,贴满了缤纷的“画片,”有的还用彩笔写上美丽的大字或画上五彩的图案,我也有日记本,我精心的设计它,上面记录的都是令我心潮澎湃的格言和事迹。
我要报效祖国、报效人民、我为祖国而学,为人民而学,为家乡而学,为父母老师而学,我要做国家的栋梁,我要成为英雄,年幼的我,热血澎湃。
老师说,人的智力水平都是一样的,他们一次次苦口婆心的勉励我们努力学习,给我们讲科学家废寝忘食、文学家笔耕不辍的故事,鼓励我们用这样的格言激励自己“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失败是成功之母”“苦苦苦有限,不苦苦无穷,苦尽甘来日,方知苦是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勤奋、努力、刻苦,我想考名牌大学,出国留学,哇!只要功夫到,我的未来,我想象不出的灿烂,我是个人物!
我学,我努力的学,从上初中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自己辖治成活死人,课上学,课间十分钟也学,放学了我在教室学一个钟头,才会心安理得的满意而去。在学校我不主动跟同学说一句玩话,同学们跟我说,我也只是一应,很快便很少有人跟我说话了,我在学校的每一天便都如此过。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我强力克制自己,我感觉痛苦,我期盼有人打扰我,而真有人打扰我了,我又埋怨。
我和姐姐从上小学三、四年级起就帮着父母做家务,忙农活,卖菜,小学五年级时我已经能骑着二八车带着两铁筐菜去十五里外的城里卖。然而我不愿卖菜,我怕别人来买,在生人的注视下我更心慌更难以算帐,很多时候我留在家里或地里忙,盖了新房后我家几年没有水,我就去东家西院拎水,一手一筒,有上了年纪的人叮嘱我:“没劲不要硬干,累坏了自己受罪。”我一笑,心想只能越干越壮怎么可能累坏了?
到了初二下学期,我的成绩由年级组第十二名上升到第三名,我心里笑开了花而脸上却愁云紧绷,每一天我都愁云紧绷以示我的谦虚,我证明给别人,也是证明给自己。
便也是在初二下学期,我的头换了疼法,先是眼前逐渐模糊,有光圈晃动,等光圈渐渐晃动到最强烈时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抽筋裂脑般的痛,伴有呕吐、腹泻。
初中前两年,我最高兴的是于傍晚时分走在放学的路上的时候,我满足而又轻松,逢风和日丽之际我心欢愉,我作这样一首小诗:欣/余辉春景如画卷,放眼麦青杏花艳,农民田间使牛耕,茵茵小路我寻欢。遇风雨交加之际我心情豪放,我盼望下雨,盼望大雨倾盆,骑车在风雨中我感觉畅快淋漓,天高地阔。
初三,我们早早开了学,一半的同学在老师的劝说下提前毕业。班级由四个合为两个,每班两名班主任,动员会接二连三的开,校长老师紧张起来,同学们也随即紧张起来,我更紧张,我紧张的学第一次月考成绩竟降到年级组第42名。
我更努力,然而成绩有降无升,我的数、理、化总不及格,老师们开始一次次的找我谈心,他们鼓励我:“老师们都不会以成绩的高低看人,你别有心理压力,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绣花针,只要你肯努力别泄气,相信成绩会提上去的!”我渴望他们的关心而我又讨厌他们的关心,他们说的大道理我都明白,鬼都明白,关键是它们丝毫不能转化成分数。在一次发数学卷子时,一个学习差也不爱学习的女生嘲笑我:还没有我考的多呢!敏感脆弱的我心里没有羞没有气,我就想羞也好,气也罢,它们都丝毫不能转化成我的分数。
我学,光完成各科老师留的作业和如雪飘下的卷子我就得熬到十一、二点钟。因为很少有人完成任务,死气沉沉的教室经常被老师们声泪俱下的训斥充溢的庄严肃穆,同学们也感动也沉痛也自责,然而仍然不能完成任务,我能完成每次都能,多少次我熬到天亮。
到底我是一个没有定力的人,面对着数理化我如坐针毡,心神不定,我盼望时间快快过去而又怕时间过去,我认真的聚精会神审题,一道小题读懂了后半句又忘了前半句的意思,我就更努力更认真,更努力的聚精会神,有时惰性上来一瞬间我伏在桌子上睡着最,第二天我就气,就自责,我深感负罪,我不想醒来,我怕阳光怕上学。
记得有一次我又犯罪了,于第二天夜里劳改后清晨我得以刑满释放,我满心欣慰的上学去。第一节化学课,老师进门就检查作业,结果教室里黑压压站了一片就我一个人是坐着的,老师又声泪俱下,同学们又沉痛一番后老师开始讲题,我用了五个小时才做完的十道选择题,老师小轻松一带而过,而我全盘皆输。
我的头疼病开始高频率的发作,几乎是每天一次,有时甚至一天几次,每一次折磨中我求死不能,折磨后我全身瘫软,但脑子是轻松而清楚的,我可以清晰的体会到新生般的喜悦,四周我目所能及和心能感受到的一切,人、灯光、声响都是我久违的亲人,让我倍感亲切,让我依恋。
我开始说慌,不想醒来时我紧闭双眼,母亲以为我头疼,她拿药倒水给我吃下,然后上地,我听母亲出了门,就偷偷爬起来学习,下午我去学校,先主动去办公室找班主任恭恭敬敬煞有其事的告诉她所以上午没来是因为头疼,一向原则性很强的班主任开始训我,说我应该找人请假,有一次她气急了,于众目睽睽之下厉声训斥了我,我的泪就簌簌而下。
懒惰与说谎的双重罪恶压在我心头,加之学业的黯淡,前途的渺茫,我的心时时刻刻都是煎熬,我真他妈想永远睡过去!
那年冬天,天也阴寒,心也阴寒,我看一眼我的书包,也是一张凄惨的脸,再看别人的书包是光彩交烁的!我的心就涌上酸楚,涌上怜爱,我对不起我的书包。
父母不再询问我考试的情况,他们怕我难过,我也确实怕人提及考试。
我开始和父母生气,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让我气。我伏在桌子上并没有睡着,父亲以为我睡着了,他惊慌的看我一眼就悄悄闭了灯,第二天醒来我就责备父亲不叫醒我。
有时父亲脾气上来,他训我:“你得有那个命!”
我气、悲,我悲愤的下决心要用我的实际行动向父亲证明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又感觉无望。
母亲开始悄悄的帮我洗衣服,寒冬的一天我们补了课放学时天已尽黑,父亲给人家帮工,不在家吃饭,姐姐那时已经去了外地上学,母亲却炖了只鸡,我诧异,但仍是闷闷不乐的吃了饭,事后才知道那天是我和姐姐的生日。
班主任亲手在黑板刻下中考倒计时,她前脚出门,一个女生后脚就气冲冲的扫劫了后黑板,班主任发现了雷霆大怒,她一个个的提审同学们,同学们都说不知做案者为谁,轮到我时,我供出了做案者。
老师和同学们私下议论,说我单纯,我不再有优越感,我就想只有学习上的高手才能无条件的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绝对的赞许,我感觉滑稽,我穷的就剩下了软弱无力的人品。
中考的日子日益临近,逼的同学们几近疯狂,而我越来越感觉轻松,我盼望中雨季,盼望解脱。
我的数理化没一次能及格,中考,120分的物理题我竟然还考109分,我惊,但无喜,我的负出与所得终是不成正比,勤能补拙,没错,但补的程度是有限的。
我无喜,但我满足,知道分数后我愉悦的回家,听见父母偷偷的议论“考的也不啥样?”“她不是添志愿了吗?”“添就一定能考上?”
我暗笑。
我满足,能继续上学就是我的满足。
那个时候,我父母就已经累的不像人,家里破烂的不像家,日子过的不像日子,我不再幼稚,明白了考名牌大学,出国留学,不过是荒诞的梦,我不认为为祖国为人民奋斗的目标是错,然而总感觉它是那么的遥远和飘渺,倒是对父母对家庭的责任和爱,越来越强烈的激励的我。
我是在知道了高二分文理班后才报了一所普通高中的。
我激励自己继续努力,同时也提醒自己只要问心无愧就够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人的智力是有区别的,我笨,这是与生俱来天注定的事实,我决定偏科。
高一我们的化学老师,是一位外表不美但心地很善良的女老师,在她脸上时常浮现出一种谦卑。大概她也是一眼注意到我的慈眉善目吧,第一节课第一个提问我,我站起来勇敢的回答她:“不知道!”她大概把我的勇气误解为抗议,很尴尬的让我坐下了。
和所有学生一样,我当然渴望做一个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渴望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孰重孰轻,我心中自有权衡,自有取舍。
我们的学校落座在燕山之间的一个小镇,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每月一次假,每周日的最后两节课允许学生出校门放风,每天八节正课,高一、高二四节自习,高三五节。
刚入校门,校长年级组长班主任各科任老师们就迫不及待的一次次引导我们:高一、高二要拿出中考冲刺的学习劲头,高三,要拿出头悬梁椎刺骨的学习劲头。
学习,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学习,不学的时候心里挣扎的还是学习,特别是到了学期末,紧张的松散的每一张脸上都是疲惫,都是烦闷,课上接二连三的开追悼会,课下老师出了门不是棒扫一大片的惨相就是撕心裂肺般的叫声,走了形的歌声,长吁短叹声。
最妙的是停电的时候,随着黑暗到来的一瞬狂欢声四起,整座教学楼都在同学们的呼叫欢庆中颤抖。只有在这个时候,同学们才可以心安理行的放下学习。
在理化和地生方面,我原计划课上认真听讲,课下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也就算对的起它们了,不想后来因为困课上认真听讲已保证不了了,因为忙课下作业也无法完成。
在化学,地理和生物课上,困急了我就伏在桌上睡,在物理课上我是不敢的,教物理的是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陈老师毕业于师大工作能力又强,他对同学们是动之以情,异之以武,这就比其它老师高明出一大截,道理,鬼都明白,越讲就越让人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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