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即便疆土日绌,朝廷财政依旧充裕,每年靠商税能岁入几千万贯。
反观国朝,江南大士绅无不产业遍布,富甲一方,而朝廷却几乎收不到一丝一毫的商税。”说到这里他嘿嘿一笑,道:“崇祯十三年微臣从邪报①上得知,南直隶仅收到茶税六两,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两宋时,海贸发达,朝廷年收市舶税千万贯。国朝呢,泉州一带的海贸同样发达,每年的市舶税却只有四万两!
自崇祯元年军兴以来,朝廷每年光军费就要千万两,而国库税入却只有两百多万两,天子碍于祖制,只能加重赋于百姓,逼得百姓都去当了流贼,朝廷剿贼,官军数量激增,军费不够,又得加赋,流民又增,以至于最后官军数量上百万,国事却愈发不可收拾。所以说到底,我大明不是受制于天灾和流贼,也不是受制于东虏和贪腐,而是受制于钱法啊!”
①邪报:又称“邪抄”。古代手抄的官方报纸。明代用木刻版印刷,崇祯十一年改为活字印刷,以登载诏令、奏疏、塘报等为内容。
虽然陈邦彦之前只是一介布衣,但暗中却十分关心朝政,因为他总认为自己有一天也会身列其中,所以对朝政大事了如指掌。
长篇大论过后,陈邦彦微微调息,查看皇帝的神色,却见皇帝低头沉思,许久不言。陈邦彦不知皇帝心中在想什么,是喜是怒,又回想起自己刚才说话慷慨激昂,指点方遒间大异平日的小心谨慎,不免心中有些揣揣。时光好似就此停止,正在不安之间,朱由榔抚掌而叹:“爱卿此番见解真是字字珠玑,针针见血!”朱由榔此刻心中既惊且喜,没想到这陈邦彦竟有如此洞察力,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明朝后期,商业极度发达,特别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时,海外贸易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不完全统计,明朝末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五亿两以上。
然而商业的发达,白银的大量流入,都让那些商贾勋贵和文人士大夫们瓜分了,小民和朝廷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这个时候,国家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而此时,文官士大夫已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如果朝廷要加商税来提高国库的收入,就会受到他们的疯狂阻挠。
明末的商人占有了当时国家的大部分财富,纳点商税本来就是应当的,让商人哭,总好过让农民哭。
商人哭闹,国家只是小乱,农民哭闹,那就只能造反了,国家则有亡国之祸。
万历皇帝没有妥协,顶住了压力,增开了不少商业税,降低了国内矛盾,不过却也在死后遭到了无耻文人的唾骂和满清的污蔑中。
崇祯过分执拗于祖制,被文人士大夫们一顿忽悠,不敢越雷池一步,本来就没收上多少税款,还减免了不少,致使国家的财政负担都转嫁到小民自耕农身上,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社会矛盾不断加大,最后走上了亡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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